如此产生。凯因斯主义的问题正在于此，它只是单纯从“衰”的方面考虑治理问题（强调刺激需求的“需求管理”），而不太明白衰归根到底是由“兴”带来的。因此凯因斯主义在治理了“衰”后又必然带来畸形的“兴”，从而陷于频繁的“兴衰循环”甚至“兴衰重叠”（即滞胀）。
那么，如何抑制投机行为呢？前面说了，投机并不能自己形成，它必然产生（寄生）于正常的需求增长所形成的价格上涨过程中。因此，在正常需求发生增长特别是较大程度的增长，而致商品价格明显上涨时，就要特别防止投机现象的出现。如果市场平淡，那就不用预防投机现象的产生。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局就非常注意市场价格指数的变动情况，特别是价格上涨情况，一旦有价格上涨过大的苗头，就会采取行动，以上调利率的手段对需求、对投机资金加以抑制，从而抑制市场价格的上涨趋势。当然，相对于美国经济来说，由于中国经济受（各级）政府行为的干预较重，所以利率变动对于中国市场来说虽然并非没有作用，但其敏感性不算很大。
对于抑制投机现象，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政府的行政手段，象过去打击“投机倒把”行为那样对投机的人进行刑事性惩罚。但在今天看来这不是好办法，如果政府用行政打击的方法来抑制投机，其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并且绝对不可能根除，就象运输繁忙紧张时期必定有人倒卖车票或车皮一样，打击可得一时但绝对不是根除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仍然是市场性的，即要增加有效供给来满足需求，以平抑价格，从而抑制投机，使市场经济平稳运行。其次是对投机行为设置更高成本。比如，现在中国政府出台政策，对二年内转手的楼房征收高额税费，也必将对投机房地产行为起到抑制作用，但它是否有效还要取决于一个重要问题，即高额税费到底由谁负担？如果由投机者负担则可起到应有作用，相反，如果由消费者负担则不会起到应有作用，同时，楼房价格反而会因此进一步上涨。这说明，解决投机的根本办法仍然是增大供给以根除短缺，而不是在短缺的时候所采取的各种抑制手段。
针对供求波动而导致的问题，政府可以确立的另外一个作为，就是建立价格容易波动又经常受到市场较大需求的商品的储备机制，在相关商品价格下降到最低时吸纳储备，在其价格上涨时放出以平抑价格，从而起到抑制投机炒作的作用。这个政府作为虽然会占用一部分政府财力，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经济繁荣与衰落的波动所造成的损失。现在某些有实力的国家（如美国）建立起对石油这种关键必需品的储备制度，目的就是在石油短缺使其价格上涨太过时，向市场投放石油产品，从而避免因石油短缺而造成的危机局面。这是因深刻的历史教训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制度。在中国，也建立起了粮食储备制度。中国人口最多，吃饭问题始终是最根本的问题，因此很值得建立一定规模的粮食储备机制，以备灾年稳定市场供求之需。实际上，除了政府储备机制外，市场经济之下的各个民间经济体，也不同程度对各自行业所经营的产品物资进行一定程度的储备。比如食糖行业的各个经营者，会储备一定的食糖商品，他们在食糖价格最低时吸入，而在食糖价格最高时投放市场。但是在价格变化剧烈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储备行为也会变成投机性的“囤积居奇”，在价格趋向上涨时他们会大量购买所需要囤积的商品，而这种囤积则反过来使商品价格上涨更快，从而使正常的储备变成投机行为。正常储备与投机行为的基本区别是：前者会在储备商品价格明显上涨时投放市场，从而对价格上涨起到抑制作用；而后者则相反，在商品价格上涨时反而不断汲纳进来，从而对价格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政府行为在以各种手段抑制市场中自发形成的投机现象时，也往往对市场运行的其它方面设置限制，从而削弱社会供给能力，使需求大于供给，价格上涨，引来新的投机，最终造成市场经济的涨落波动，形成“繁荣---危机”的经济周期性。比如，众所周知，政府对市场准入的种种管制，会削弱市场的供给能力，最终导致不良结果。象今天，中国政府单纯是对土地管理的规范化，就明显导致土地价格的上扬，从而使整个房地产价格上涨。“去年的土地新政规定，所有经营性土地一律要公开竞价出让，土地出让规范化导致地价大幅度上涨…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却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增加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 从而使房地产市场越加火热，大量资本转向这个行业，对这个行业的调控得出了相反的结果。“土地是地方政府独家垄断的，而地方政府对受让土地方，设置了非常高的资质门槛，进入这个市场是相当困难的…事实上，目前的土地制度使得城市人口不能自行建造房屋，这等于把无数潜在的房地产企业家拒于门外…[这]事实上赋予了有幸进入这个市场的房地产开发商垄断权。一个行业的利润率长期大幅度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必然意味着该行业是一个受政府保护的垄断性市场。房地产开发商所获得的高利润，除了正常的商业利润之外，大半是土地制度和管制权力所保障的垄断利润。” 这使我们想起了“毒品管制的悖论”：政府严禁毒品生产与流通虽然完全是应该的必要的，但在客观上，毒品管制却使毒品价格变得高昂，利润极大，而这又极大地刺激了某些人冒死去做毒品生产流通的罪恶勾当，从而使社会的贩毒吸毒现象禁而不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许多时候都存在着这种“结果”与“初衷”正相矛盾的情况。这应该促使政府行为更加尊重自然规律，更加科学化，而不能靠“想当然”来办事。
所以，政府的许多行为实际上是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当人们根据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而要求政府行为无处不在时，人们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正是政府的行为，成了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美国在里根政府上台之初，就曾经对政府过去发布的所有规章制度进行疏理精简，成立专门的机构来“大规模取消政府规章制度”，杜绝它们对社会经济运行有形无形的制约作用，提高社会生产率，以解决“滞胀”难题。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在政府管制市场的规章制度越来越多的今天，政府应该注意吸取别人的教训与历史经验，时刻反思自己的行为对社会经济的限制作用，尽量避免形成“结果”与“初衷”正相矛盾的尴尬局面。

三
  当然，如果没有政府的限制，而是遭遇资源的自然供给不足，也会产生这种情况。17世纪当荷兰人对郁金香形成狂热需求时，需要海外进口的郁金香是自然的供给不足，从而使郁金香价格上涨，上涨的价格引来越来越强烈的投机，最终招致市场过度繁荣而衰落，整个国家陷于长久的经济萧条中。
“资源的自然供给不足”问题提醒我们意识到市场经济经常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实质。这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危机。因为，根据上面所阐述的道理，需求所形成的经济繁荣只有在遇到资源供给瓶颈的时候，才产生价格上涨，才会引起投机现象，最终将经济推向泡沫与危机的边缘。如果没有政府或社会的人为限制所造成的资源供给瓶颈，则只有“资源的自然供给不足”所形成的资源供给瓶颈了。这样，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因为人类经济活动的扩张触及到了“资源的自然供给不足”的边界，从而引起危机。这样就迫使人们首先要解决资源自然供给不足的问题，使资源供给扩大。扩大了的资源能够维持市场经济更大规模的运行，直至触及到新的“资源的自然供给不足”边界，从而引起另一次经济危机。这样，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实际上是人类经济不断扩张至其边界，而这个边界也不断得到延伸的反映。于是，只要不是人为预设这个资源供给不足的边界，经济危机并非可怕可恶的事情，而是人类经济螺旋发展形态的体现。当然，经济危机必定带来许多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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