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狭窄，目前人均平原面积只有不到1000平方米。日本也是国土和平原狭窄而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均平原只有700平方米，比中国还少，但是也搞成了现代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可是由于日本的人口规模比中国少得多，可以从世界市场大量进口农产品，把农业问题放到国际市场去解决，从而可以把农业用地大量转到工业和城市化方面。而中国人口太多，世界市场养不起，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留足农业用地，所以中国在工业与城市化过程面临的土地矛盾，比日本还要尖锐得多。

　　因此，节约土地是比节约其他可贸易资源更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同时也是以较少生产要素投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最重要途径。发达国家的实践说明，一国的财富形态约有三分之二是房地产，食品吃了就没有了，衣服穿旧了得扔，汽车也是减值的耐用品，只有房地产是可以保存财富的最主要形态。

　　经济增长表现为当年新创造的GDP总值，发展则是财富的累积，这是增长与发展的根本区别。一个经济体可以有很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如果一个社会无法将新创造的价值有效保存下来，或是保存率很低，社会发展不是停滞就是缓慢。

　　对中国来说，由于土地资源极为稀缺，如果不能有效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很容易使中国经济走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例如，中国近年来新建的许多建筑物容积率都很低，以城市“毛容积率”来说（即城市建筑物面积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全国平均只有0•5，最高的上海也不到0•8，而东京为2、香港为1•6，台北为1•2。即便在“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土地资源已经极度紧张的地区，在大城市中心区内，五、六层的建筑物也是随处可见。我最近到浙江的一个城市，听说这里的土地开发都已经碰到“红线”，但是在最近城市改造后新建的房屋，大多还是6层左右的建筑。今年国家给浙江审批的土地利用指标只有23万亩，其中还有40％是给中央项目预留，分到一个地级市只有2～3万亩，再分到县只有不到1000亩，这是造成今年浙江投资增长率猛烈下滑的重要原因，也是福建、广东和上海面临的同样情况，以致于有人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格局正在“变脸”，出现“东冷西热”的情况。东部要寻找新的增长空间，已经不得不从土地的存量空间寻找，这就得提高现有用地的土地容积率，具体做法就是得“拆旧盖新”。近5年来，中国城市正在出现“拆迁热”，平均计算，拆迁面积大约相当与当年竣工面积的20％。我做了一个粗略估算，如果拆迁面积的价值是新房屋面积的一半，则近些年由于拆迁所损失的房地产价值，全国每年都在五、六百亿元。近些年拆迁的大多还是老旧房屋，如果未来由于土地紧缺，不得不对城市中许多新建房屋也进行大规模拆迁，造成的财富损失就太大了，就会进入到“有增长，无发展”的境地。

　　水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北方水资源不足，但是在北方许多地区，却把发展许多高耗水的钢铁、化工和建材等工业作为本省或本市的支柱产业，在大搞许多新的投资项目，当水资源不能支持的时候，即使这些项目使用了节约能源与矿产资源的新技术设备，投产了也不能正常发挥生产能力，还是会造成投资浪费。

　　所以，从中国国情出发，把中国建成世界上对土地和水资源最节约使用的国家，就成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最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