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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在父亲的教育下完成全部知识学习和训练，最终成长为杰出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穆勒的成长过程，反映了一代思想家对知识和精神进步的执著追求。一个思想家的成长，也留下了那个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的时代的痕迹。
（一）早期教育
约翰·穆勒是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的六个孩子中的长子。当时的詹姆斯·穆勒是一个自由撰稿人，靠给杂志写文章获得不稳定的稿酬养家活口。在艰苦的条件下，詹姆斯·穆勒一边写作《印度史》，一边亲自教育小穆勒。对小穆勒的亲自教育实际上是老穆勒在实践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 “他是其父按照边沁的教育法培养出来的。”①
在父亲的指导下，穆勒童年就学会希腊文和拉丁文，读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不少古典历史名著。8岁起攻读几何和代数，12岁开始系统学习经院派逻辑学。13岁时小穆勒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先后学习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4岁时，小穆勒完成了他具有传奇色彩的早期教育。他的知识水平达到了一个在正规教育环境接受了全部高等教育的人所达到的水平。“他正像他父亲所希望的那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的学识就像40岁的人那样。”②
（二）功利主义思想的形成
1821年，小穆勒开始学习法律。当小穆勒打开边沁的《立法论》，一个新的思想世界向他开启了窗口。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从行为的效用来判断人的行为的道德性，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判断立法的正义性——给他提供了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此前，经过长期的艰苦学习，穆勒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整理，他所继承的人类知识仍然象一盘散落的珍珠，他需要一根红线将它串成一条精美的项链。 “当我读完《立法论》的最后一卷时，我的思想完全改变了。……象边沁在三卷《立法论》中那种方式运用的‘功利原则’，确实成为把我分散零碎的知识和信仰融合一起的基本原理，使我对事物的概念统一起来。”③
自此，穆勒成为边沁功利主义的信奉者和传播者。1822年冬，穆勒组织成立了功利主义学会，宣扬边沁的思想。1824年，边沁创办了宣扬功利主义思想的《威斯敏斯特评论》，穆勒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1824年底1825年初，穆勒在工作之余协助边沁编辑出版了《司法证据的基础理论》。一个有远大前途的青年学者已经崭露头角。
（三）精神危机：生命的意义和情感的陶冶
穆勒面前呈现的是灿烂的学术前景。有着学术界权威的鼎力支持、有着无与伦比的丰富的人类知识、有着一个蓬勃向上的充满友爱的学术圈子，这一切将为穆勒铸就成功之路。但是，学术上的成功甚至功利主义意义上的人生的辉煌又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幸福的意义在于人生目标的实现，那么，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 1826年秋天，这些问题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穆勒袭来。
穆勒陷入精神危机之中。“自从1821年冬天我第一次读到边沁的著作起，……我对生活可以说有了真正目标，就是做一个世界的改造者。我把这个目标看作个人幸福的所在。……但是到1826年秋天，那样的时刻终于来到，我犹如从梦中醒来。……我不禁自问：‘假如生活中的所有目标完全实现，假如你所想望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改变就在这个时候完全实现，你会觉得非常快乐和幸福吗？’一种不可遏制的自我意识明确地回答‘不’！至此，我的心下沉，我生活所寄托的整个基础崩溃。我全部幸福原是对这个目标的不断追求，现在这个目标已失去吸引人的力量，追求目标的手段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生活对我似乎是一片空虚。”④功利主义强调行为的结果是行为评价的唯一依据，在否定动机的评价意义的同时也否定了过程即行为本身的意义。于是，生命本身的意义受到怀疑甚至否定。这是穆勒精神危机产生的关键。其实，作为一个生命体验的过程，生活本身就是意义所在。但是，在穆勒所接受的教育中，这重意义被父亲粗暴地否定了。
对于一个以学术为志向的人来说，穆勒早年所接受的教育是成功的。但是，即使是一个学者也不可能成为一台学术机器。尤其是在以人为对象的人文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对人的关怀必然以自身的人文情怀为前提。因此，自然的情感陶冶是人的成长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在老穆勒对小穆勒的早期教育中，他否认并刻意贬低了情感的价值，代之以生硬的逻辑和分析。 “分析的习惯会磨灭人的情感；……分析的习惯对深谋远虑和洞察力来说是有利的，但对热情和德行来说却永久是根部的蛀虫；更重要的是，分析的习惯可怕地破坏由联想引起的所有希望和所有喜悦。……我所受的教育未能建立起具有足够力量以抵抗因分析带来的瓦解感情的影响，……我的人生航程就这样在刚开始时就搁浅了，因为我驾驶的装备良好的船有舵无帆。”⑤正是情感陶冶的缺失使穆勒陷入精神危机之中，最终怀疑生命的意义。穆勒精神危机的结果是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怀疑。穆勒对边沁不再盲从。他将从自己的体验出发，给功利主义注入了更有人性化的内容。
（四）思想的发展（I）：穆勒与圣西门学派
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怀疑使穆勒急于寻找新的理论基础。圣西门学派的理论不仅为穆勒提供了整理其丰富而复杂的人类知识的有效工具，也成为指引其走出精神苦海的灯塔。1829到1830年间，穆勒先后读到圣西门学派的几本著作，对他们的新颖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圣西门学派对穆勒思想发展的影响首先表现其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上。“当他们第一次向我提出人类进步自然秩序的那个与我有关的观点时，我感到大为惊讶，尤其是他们把全部历史划分为建制时期和批判时期更使我兴奋。”⑥建制时期和批判时期理论揭示的是科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建制时期人们接受某种政治纲领或思想理念，随着实践和人类认识的发展，既有的纲领和理念失去对现实的解释和指导能力，于是进入批判时期。人类的认识就这样周期性螺旋推进。 “这一套理论与我的思想十分合拍，它使我的思想更具有科学性。”⑦
圣西门学派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及其空想社会主义纲领对穆勒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对自由主义一般理论的批评，在我看来充满着重要的真理；我看清楚旧政治经济学价值的局限性和短暂性，部分也是受他们著作的影响。”⑧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沿着圣西门学派的思路，穆勒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归结为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公平，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可能性提出怀疑。“如果要在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共产主义和具有各种苦难和不公的现今的社会状态之间作出选择；如果私有制必定会带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后果，即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同劳动成果成反比——根本不干的人拿得最多，只在名义上干点工作的人居其次，工作越艰苦和越讨厌报酬就越低；而最劳累、消耗体力最多的劳动甚至无法肯定能挣到足以糊口的收入；如果要在这种状况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抉择，则共产主义的一切大小困难在天平上都将轻如鸿毛。”⑨
（五）思想的发展（II）：穆勒与哈丽特·泰勒
   穆勒精神危机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是其理论支点的动摇，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早期教育中情感陶冶的缺失而导致的感情空虚。前一个方面，穆勒从圣西门学派那里得到了支持；而后一方面的支持则来自哈丽特·泰勒（哈迪）的友谊。穆勒家族与泰勒家族是世交。处于精神危机中的穆勒认识哈迪时，她已经是泰勒夫人。 “就在我达到心智发展的这一时期，我得到一位女士的友谊，它是我一生的荣誉和主要幸福，也是我为人类进步所奋斗或希望今后实现的大部分事业的力量源泉。”⑩在穆勒灰暗的生命中，出现了一缕亮丽的色彩。穆勒在与哈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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