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明我们的方向何在。因为不仅对于法制、资本主义我们可以说“好的”“坏的”,同样,我们对“社会主义”也可以来一个一分为二,即好的社会主义和坏的社会主义。希特勒不就自称在搞社会主义吗?它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概念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假如我们将某种资本主义解释为“好的”因此就要走资本主义,那么同样,我们可以将某种社会主义解释为“好的”,不去走那些“坏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了,怎么就能根据资本主义有“好的”就说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假如杨小凯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好坏之分和要不要资本主义并无逻辑关系,可能就不会极力去要向中国同行解释资本主义的好和坏了,因为中国学者在一分为二辩证法上的知识一点都不会亚于这位华裔洋学者。 再说了,主义还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种其实谁也说不大清楚的两种,还有封建主义、共产主义、游戏主义以及种种不成为主义的主义。是否都可以分成“好的”和“坏的”?难道我们也要去实行“好封建主义”不成? 共产党会因为如杨小凯所言不学“好的资本主义”而垮掉?那可不见得。既然社会主义如同资本主义一样都有好的和不好的之分,共产党放弃坏的社会主义搞好的社会主义不是也可以吗?哪一点决定了非要去搞“好的资本主义”? 两分法能否说明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有问题?不能。其实许多语言概念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在内。因此,无论什么都分为“好的”和“坏的”这种一分为二的方法不见得是一种合理的思维方式。价值是存量,只能反映当时价值判断者所依据的认知水平和价值观。当我们用“封建”一词描述一个社会制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一种批判性的描述了,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结论的,因此,不能再从坏的东西中去机械地挖掘好的东西出来。同理,当我们用“资本主义”来描述一个以“资本”为“主要”“教义”的社会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意味已经很浓重了,而我们用社会主义描述一个以“社会”为“主义”的社会时,我们已经融入了对这个社会的褒奖态度。难道以人组成的人类社会不以“社会”为“主义”还要以“资本”为“主义”?以社会为中心就是以人为本,就是博爱,这难道不是“好的”吗?
那么,我们总是选择我们大多数认为的“好的”能不能解决问题?熟悉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命题。上面提到的米歇尔•阿尔伯特认为“坏的资本主义将驱逐好的资本主义”的说法,是否受到了这一逻辑的影响?假如将“劣币驱逐良币”泛化为“劣物驱逐良物”,那么可能会有“坏的社会主义将驱逐好的社会主义”的结果出现。如此一来,我们还是什么都不要选择就好了,因为,即便是选择了我们认为是“好的”东西,最终还是要被后来居上的“坏的”东西所驱逐和替代,岂不是宿命? 其实,事物是发展的而非静止的。根据中国的阴阳平衡哲学理论,任何事物的发展方向都是向着自己的负面进行的。好的最终可能演变为坏的,坏的也可能演变为好的。亚里士多得已经认识到没有永恒的“良法”,故而“允许人们根据积累的经验,修订或补充现行各种规章,以求日臻完善”。当我们认为“好的”制度随时间的推移而变成我们认为“不好的”制度的时候,我们可以改良的或者干脆丢弃它,用我们在新的时间点上认为是“好的”东西来替代它,不必要等到“劣物驱逐良物”的时候去悲叹。假如我们坐以待毙,任凭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发生,我们岂不是太傻?有违“理性人”的身份了吗? 或许,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于杨小凯来说就是一场人生灾难,是一个不好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悲剧。但是,此一时彼一时,悲剧也毕竟已经是历史了。价值世界的状态描述是存量,是因时而变的,怎么能够以当时的坏社会主义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的好和坏?杨教授对自己青年时代的经历耿耿于怀不能释然,是否可以说在价值论上有认识死点?
市场就是一套制度,制度广义而言和法律是一回事儿。既然法制有“良法”和“劣法”之分,显然市场制度也应该有好的和坏的之分了。现在,完全市场化的理念在国人当中已经是颇具影响了。当众多的经济学人都在鼓噪尚且无法查找其定义的完全市场化的时候、当张五常教授以西方经济学传教士的名义来大陆传教的时候、当杨小凯到北京向中国同行讲解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的学者是否可以先考虑一下市场经济的好坏之分问题?我们现在一天到晚鼓吹的完全市场经济是不是“好市场经济”?是否有必要先论证一下?连杨小凯都担心我们没有取到真经而学了坏资本主义的时候,这个必要性难道不是很大吗?再换一个脑筋进一步地说,我们是否也派杨五常、张小凯们到美国去,到欧洲去,向他们好好讲讲市场经济的诸多缺点以及“好社会主义”和“坏社会主义”,以动员或劝诫他们不要学坏的社会主义而要学好的社会主义呢?
带点哲学意味的话题总是不免让人头疼,因此,我总觉得大哲学家最后都会变成疯子。最后再提一个或许让你头疼欲裂的问题,如果你也感觉不好或者觉得有成为大哲学家的苗头而又不想疯掉的话,就赶紧停下来不要再想了。这个问题就是:凡事具有两面性、将事物分为好和坏这种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本身是一种“好的”思维方法还是“不好的”思维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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