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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和公平，究竟应该孰先孰后？这个问题在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一直都在思想界争论不休。但是，最终经过一些经济学名家的论证，还是效率优先的观点占据了上风，而且还写进了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收入分配政策中，成为指导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说穿了是鼓吹完全市场化的一个理论，是市场万能理论的一个变种。它能够被写进政府文件当中，自然说明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完全市场化观点在中国的传教的某种成功。但是，这是一个危险的“成功”，将会导致中国社会走向混乱和崩溃。

　　然而，无论从政治学还是经济学的角度看，效率和公平的次序问题都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伪问题。经济学的历史上，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把效率和公平对立的。比如亚里士多得认为，所有的国家在阶级结构上都由三个部分组成“非常富有的人、非常贫穷的人和中间阶层。”而且认为这个社会的稳定性取决于中间阶层，“如果中间阶层在数量和质量上被公认为是最好的，那么这个社会将是最公平和最有效率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最容易遵循理智”。显然，亚里士多得并不认为公平和效率一定要有先后之分。

　　效率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尽管公平的概念也不是十分明晰，但是，公平有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两个方面构成并影响到结果的公平，这已经基本上得到共识。而效率的概念考察的究竟是哪一个方面的问题，如何定量确认等等，都十分之含混。
　　我们一般可以将“效率”一词从生产和分配两个方面来使用。我们先看一看在“生产”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由于资源为单一所有者所有，不存在“公平”问题。“生产”是生产厂商单方面的事情，有没有效率、对生产和资源利用的效率满不满意，都是厂商自己的事情。其中涉及到的对象物或者所有物也都是私人的，容不得他人插嘴插手。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想人假定，在私有领域讨论效率问题也是多余的，和这个假定有冲突。
　　生产效率问题在产业内部，其实是一个“管理学”的问题而非经济学的问题。两个生产同一产品的厂商之间的确存在“效率”竞争。但是，这个效率不仅仅是考量生产领域工人的工作效率的问题，还有一个管理效率的问题。硬件以及工艺方面的学习比较容易，但是，管理理念就不见得可以学得到了。对于同样工艺设备构成的两个工厂，甚至是人员数量也相同，但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生产效率。这里的差异表现在管理技术这个软件上面，而非设备硬件方面。
　　一个可以用来补充说明此问题的事实就是，跨国连锁公司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要用不同的管理思想进行管理，也就是要现在经常听到的“本土化”管理，否则难以融入到当地社会当中。诞生在中原商城郑州的“亚细亚”商厦以前在全国各地开设分店，但是现在基本上都关张了。“亚细亚”较早在广州市的分店就因为难以用郑州模式管理当地的员工而告失败。

　　在单纯的生产效率问题上，效率和所有制形式也没有因果关系。对此我在一帖中写道，（http://www.jjxj.com.com/news¬¬¬¬_detail.jsp?keyno=7639）：
　　“在谈论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问题时，提到的最多的就是集体所有制下劳动者的懒惰造成的低效率。实际上，劳动者懒惰反映的是人的X特性一面，这个X特性的存在和社会经济制度模式并没有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一样会有X的一面，大家都熟知‘泰勒制’这种管理方法，其实就是基于人的X特性而设计的。计件工资制度、模特时间法等等都是如此。有人注意到，在现代化的工厂里，往往有一种‘星期一综合症’和‘夜班综合症’，即本应该出现质量问题较多的时间段里，反而质量合格率较高而质量问题较少，而复检表明并非合格率提高了。实际情况是操作者和管理者集体放松注意，造成一个虚假的结果。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基于人的X特性的低效率问题和计划经济模式的存在没有关系。”
　　“极力推行完全市场化的人，实际上具有一种针对人的X特性进行惩罚的心态，要利用市场化的竞争和博弈的残酷性来约束和惩罚人的X特性，以期实现所谓的高效率经济发展。但是，效率高低不具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而是人的一种判断，是因人而异的。所谓的高效率，不过是财富定向集聚的高效率，对某些人来说是高速丧失生存条件和财富，是高效率地奔向贫穷和死亡。人也不是时时事事都表现出X特性的。”
　　对于中国过去公有制大锅饭下的低效率问题的刻骨铭心是导致误认为公有制低效率和私有制高效率认识根源。但是，任何不同的体系的评价指标也不是同一个体系，这种认识是以一个体系的价值指标来评判另一个体系，这种评价没有意义。
　　单纯从词面上看，“效率”应该被定义为对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的有效性的评价，是对某种运作机制的有效性的一个“价值判断”。而我们知道，价值判断是主观性的，它与判断者的个人认知水平和利益关系有关。国企还是民企、计划还是市场，都是手段而非目的。那么，根据目的不同，对手段的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就大不相同了。因此，说什么企业形式效率高低，不过是评价手段是否有效地服务于收益者所期盼的目的。国企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和民企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不同。
　　比如，在单纯的拜物教经济思想指导下的货币经济效益评价体系下，赚到钱就是高效率，而引入环境评价指标之后，赚到钱是不是等于高效率就不一定了。说穿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对“惟利是图不择手段”的货币拜物教观念的一种妥协和投降。

　　在中国这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度里，有人主张按劳分配的一个重要思想出发点，是要用按劳分配的方法惩处那些低效率的不劳而获者，“出工不出力”的低效劳动被认为是公有制的通病，是造成公有制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但是，如“人性、激励和经济模式选择”（http://www.jjxj.com.com/news_detail.jsp?keyno=7639）一帖所述，人的惰性天然存在，和公有制并没有特定关系。建国之后的十几年间全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不可否认的，由此产生的巨大成果也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如果国家正确处理国有资产的地位和作用，将国有产业放在全心全意为国民服务的评价体系中来，不以市场效率标准来不公正的对待它，它也不会为了摆脱低效率名声而破釜沉舟地投入到与民争利的搏杀当中（http://www.jjxj.com.com/news_detail.jsp?keyno=7755）。

　　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本来就是统一的。在公有制下资源的分配领域，公平就是效率。在私有制下商品的交换领域，公平交换是一个起码的规矩，是商品交换的基础，而不能够不论是否公平先交换了再说。《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一书更是将“公平”作为经济学公理体系的一个基本方面来看待。
　　如果在“分配”领域谈论效率问题，则“分配”是关系大家利益的事儿，被分配的对象物或者资源是公众所有，因为私有财产不存在分配问题。而分配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分配的原则其实没有可以讨论效率高低的必要和可能，只有一个是否公平分配的问题。公平之“公”就是要大家说了才算，是对公众的事情而言的。
　　其次，如果“效率”的概念如果用来考量商品交换过程，其实和公平是两位一体的。因为交换本来就被限定在“自愿”的前提之下因而认为是公平的，不公平的交易是受到法律限制和制裁的。大家都接受商品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这个理念，没有法制约束的经济秩序一定是混乱和不公平的。虽然有人说法制有好的和坏的之分，但是，现在我们显然只能限定在“好的”法制框架下谈论这个效率问题，而在好的法律框架之下，法律就是公平的代名词，几乎所有的国家的法律都用一架天平和同性质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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