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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正处于自己的启蒙运动之中

“郎顾之争”引发国人对改革的大反思、大辩论，这样的大反思和大辩论有助于明确我们当前改革理论和政策中的失误之处和含混之处，这场反思和争论的结果，也必将规定中国的未来方向。所以，我甚至认为中国正处于第二个“五四时期”，我们当前的反思和辩论也形成了中国的又一次“新文化运动”，甚至是更伟大的一场。有人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其实不然。启蒙运动更在于对思想理念的建设，这些思想理念将引导社会的未来发展。而五四时期的那场运动的意义更多的体现于对中国过去的“吃人的封建礼教“制度的批判和破坏，并未形成属于自己的有效的指引中国前进方向的思想理念。所以，我觉得五四运动更相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因为文艺复兴的意义更多体现于对桎梏人性的基督教制度的破坏。也就是说启蒙运动重在建设，文艺复兴重在破坏。当前的这场运动将成为中国真正的启蒙运动。

自五四以来，中国一直企图用欧洲的思想理念作为引导自己社会发展的支撑。我们可以粗略地将中国自五四以来到现在的历史分成两个阶段，1919年到1978年为第一个阶段，1979年到现在为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马克思主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主流西方经济理论理念阶段。再次强调这是一个“四舍五入”式的近似的分发，我们知道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是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理念的，考虑其实际影响，这里把它“四舍”掉。而这两个阶段的历史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都是不可以信赖的，都无力承担支撑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所以，我们不得不探索真正属于自己的指引中国未来前进方向的思想理念。这是当前这场大反思和大辩论的任务。

郎咸平，作为这场启蒙运动的导火索的引燃着，必将载入中国史册。

二、 一些不得不彻底回答的问题

我们的社会只所以积聚了这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彻底理解自己身处于其中的这个社会，再精确一点，我们不理解自己的制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受挫，说明马克思和西方经济理论家也无力于帮助我们去理解自己的制度。尽管，他们都曾经自信地认为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事实证明他们的自信是自负和自大。为了更深一步的理解自己的制度，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一些我们曾经以为深入地理解了的那些最基本的概念。譬如，市场是什么？经济是什么？产权是什么？社会主义是什么？资本主义是什么？人是什么？人为什么而活？。。。。。。。

本文就尝试回答市场是什么？郎咸平指责中国的改革是钱权勾结侵吞国有资产，是精英阶层对大众的利益掠夺。郎说市场化解决不了一切的问题。郎的呐喊迎合了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家，这些主要的诉求诸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企图重拾昔日的主流。他们也开始在纷纷在郎的足迹后指责起“市场”来。而正在接受公众“审判”的主流们义愤填膺，他们说，错不是错在市场化上，而是错在市场化的不彻底上。他们说，停止市场化将会给中国制造灾难。仿佛这就是一场要不要市场和市场化的争论。其实问题完全没有那么简单。

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究竟是什么？

三、 西方经济理论对市场的理解

西方经济理论对市场的理解历经四次深化：1）古典经济理论的“自由放任”秩序；2）新古典的“完美”价格机制；3）宏观经济学的“需政府干预”；4）新制度的“产权明确是前提”。

1）古典经济理论的“自由放任”秩序

亚当.斯密以“个人满足私欲的活动将促进社会福利”为逻辑起点，推演出市场就是“自由放任”秩序。政府完全不能干预个人的追求财富的活动，也完全不用担心这种自由放任将制造混乱，“一只看不见的手”将把自由放任的个人经济活动安排的井井有条。也就是说，亚当斯密的市场概念重点在于强调限制政府对个人经济活动干预上。《国富论》也花相当的篇幅去抨击干预个人经济活动，限制个人经济权力（产权）的重商主义政策。以后的古典经济学家也一直坚持自由放任的观点。

2）新古典的“完美”价格机制

新古典在引入边际概念和数学论证的基础上，为新古典的“自由放任秩序”建立了形式上“完美”的数学模型：一般均衡。在这个模型中价格是最重要的自变量，这一模型也可以叫价格机制。达到一般均衡的过程，也是 一个社会资源在价格的指引流动的过程，所以，价格机制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

新古典的市场概念除了增加形式上“完美”以外，实质上并没有给古典理论增加新的思想内涵。也就是说，新古典“完美”的数学模型下的表皮下，依然是古典的自由放任秩序，“新”更是“新”在形式上。而且这种形式上的完美是以牺牲思想上深度为代价的，精美的一般均衡模型武断地抽象掉了“个人追求满足私欲的活动促进社会福利”的逻辑支撑。

3）宏观经济学的“需政府干预”

上世纪的经济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迫使西方的经济理论家反思古典理论对市场的定义。最后的答案是，完全的自由放任是不行的，看不见的手有时并不存在，市场会失灵，政府应该对经济活动进行“总量”上进行干预，于是“宏观经济学”就诞生了。罗斯福也接纳了凯因思的建议，实施政府干预经济的“新政”。现在已经形成了在全世界基本达成共识的政府干预经济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当然这些已经都谈不上“新”政了。

4）新制度的“产权明确是前提”

同样面对市场失灵，科斯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外部性效用问题无需政府干预，可以通过明确相关产权利用市场来解决。而张五常更绝对，他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外部效用，只存在不明确的产权状态。无论如何，科斯给市场概念带来了革命性的创新。他让人们意识到，市场的关键并不在于非人格化的机械的“价格机制”，而是在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权力（产权）。

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家阐释了“市场”是“自由放任秩序”，那么科斯就回答了怎么去实现“自由放任秩序”或者“价格机制”。

四、 西方经济理论对市场概念深化背后的逻辑及缺陷

西方经济学对市场概念理解的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环境的变化。每一种理论都是建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上，这些背景有些被理论创建这意识到，而更多的则没有意识到。意识到的部分被直接或间接地被创建者明确地作为假设，而没有意识到的则形成“隐含假设”。我们学习一种经济理论，不仅要学习理论的本身，更要是分析该理论的假设，而更更重要地要发掘这种理论的“隐含假设”，因为这些假设和隐含假设是这些理论得以成立的前提。也就是我们不但要知理论的“其然”，更要知这些理论的“所其然”。明白了这些假设后，我们可以分析我们目前的社会环境，看看具备这些假设特征与否。在不分析理论假设的情况下，盲目地运用理论提出政策建议，将制造荒唐的结果。我们目前改革的政策，就是在不分析假设的情况下，盲目依托西方经济理论而制定的。

斯密的对“市场”自由放任的定义，是建立在“个人追求私利将促进社会福利”逻辑起点之上的。也就是说，斯密把这一点当成他的市场概念的前提假设。既然把这一点作为前提假设，那么斯密一定在当时的他所处的社会观察到“个人追求私利促进社会福利”的效果。也就是说当时的英国已经初步具备能够使“个人追求私利促进社会福利”的制度特征。其实，“私利促进社会福利”的观点在斯密以前已经在英国存在，并非斯密首创，他只是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现象，并以此推演出市场秩序。既然, “个人追求私利可以促进社会福利”的现象可以被观察到，那么，个人追求私利的活动一定是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的，也就是说“自由放任的秩序”在当时也是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的。这便意味着当时英国的制度是在相当程度上是支持“个人追逐私利”的活动的。支撑“个人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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