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一转轨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转轨的含义大体相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以上双重转轨的综合。显然，中国经济改革不属于那种一般的市场改良或形式变革，实际上是从传统的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轨，从这一角度讲，经济改革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是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这种经济双重转轨的复杂性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艰难性和渐进性。中国经济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无疑存在路径依赖问题：一方面，初始的制度设计和选择是重要的，中国选择的市场化趋向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在改革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会力求维持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变革。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否成功，能不能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不仅取决于改革者的主观愿望和最终目标，而且依赖于改革进程中能否解决好“路径依赖”问题。尤其是改革进展到目前深层阶段，前期改革中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并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碍力量的情况下，如何削弱这种阻碍力量，并培养新生的改革力量，才是中国经济改革深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加快我国产权改革的进程
  正如诺思所分析的，产权是构成制度框架的重要元素，产权结构的无效率必然导致制度结构的无效率，因此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产权结构的创新。明晰产权，调整不合理的产权结构，是推进改革和制度变迁进程的重要前提和有效力量。中国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起步的，以往的单一国家所有制下，产权结构是有缺陷、无效率的，缺乏激励和动力机制，产权方面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并已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基础性障碍。这种情况下，不管愿意不愿意，产权改革是饶不过去的。因此，借鉴诺思的制度变迁中的产权理论，中国必须重视产权改革，尤其是当改革进展到深层攻坚阶段以后，产权改革更需要解放思想，大胆推进，以便为整个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扫清障碍。

  （三）发挥政府在改革中的主导作用
  诺思的国家理论告诉我们，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政府是国家机构的代理人，政府代表国家界定和实施产权，并最终对经济增长或衰退负责。政府在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起着重要作用。中国20余年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得到了两种力量的推动：一种是民间力量等内生因素的自发作用，即所谓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另一种是政府力量的推动，即所谓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虽然改革首先发轫于民间部门如农村土地承包等，但总体上说，政府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从城市改革开始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改革，政府的作用功不可没，不仅是改革的推动者，而且是改革方向的把握者。政府部门利用自己的权威地位和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改革措施，为新体制的生成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促进了市场因素的发育和市场机制的形成。这种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受到世界各国推崇的主要原因之一。无疑，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今天，更要重视政府对改革的主导和推动作用，并重视政府自身的改革。

  （四）重视意识形态在改革中的特殊作用
  诺思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发现了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中的特殊作用，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解释了人们有时表现的利他行为，解决了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难题，重视了道德伦理等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历来注重意识形态作用的观点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界是难能可贵的。中国是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大国，解放后又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政治思想工作是各项工作取得成功的法宝之一。当前的经济改革和体制转轨，是人的思想观念的大转变，需要更大的理解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意识形态的约束作用和推动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该借鉴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发扬以往注重道德伦理因素的优良传统，重视意识形态的特殊作用，以减轻改革的摩擦，降低改革的成本，从而加快中国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的进程。

  （五）重新审视我国的经济史研究
  诺思的新经济史理论虽然主要是以欧洲和西方经济史为蓝本的，但它的结论尤其是研究思路和方法却是最先进的。诺思的方法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运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包括国民经济核算法、经济增长要素分析法和经济计量法等，结合大量的统计资料，对经济史进行研究；二是注重理论与历史相结合，恢复了经济学的优良学术传统，其理论的精髓是新古典的价值判断、道德伦理和理论规范，扭转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只注重理论的演绎而忽视历史的归纳、只注重技术数理化而忽视价值判断的不良局面，使以往理论经济学与经济史学两个互不相干的分支学科达到了初步的融合。那么，中国的经济史学怎样呢？如果说西方的经济史学研究在诺思之前不能令人满意的话，中国的经济史学则显然更落后了。一方面，经济学界历来不重视经济史的研究，从事的学者很少，且没有学术地位；另一方面，研究方法陈旧落后，仍局限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经济史的著作不论是采取编年史法还是主题叙述法，停留于材料的罗列和堆砌。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演进过程，其经济史无疑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是一座有待发掘的学术宝库。就连诺思本人也对此有着急切的期待，他说“学者们已涉及到中国的历史，并进一步发现系统地分析政治和经济问题尤其有价值。然而，必须再一次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中国现存的详尽的制度知识(knowledge of the institutions)及其是如何演进的，这亟待作分析”（1990）。诺思的新经济史论对中国学者无疑是一个刺激和启迪，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史研究工作，借鉴诺思的经济史理论和先进的研究方法，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参考文献]
  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1973：《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
  道格拉斯•诺思，198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文版。
  道格拉斯•诺思，1990：《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文版。
  道格拉斯•诺思、兰斯•戴维斯，1971：《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的增长》，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文版。
  道格拉斯•诺思，1961：《1790—1980年美国经济的增长》，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文版。
  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