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较高的地位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孝”这种产品所带来的效用是递减的，所以，必有“久病床前无孝子”。当然，一个人要想尽“孝”，肯定也有物质的支出，这种物质方面的支出也会进一步加速“孝”产品效用的递减速度。所以，“利他”产品和一般产品对人产生的刺激效用是相同的，都会随着消费量的增加而减少。
其次，人们在选择消费“利他”与“利己”时，二者存在替代现象。从产品的消费过程看，产生替代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资源的稀缺性。人们在选择消费“利他”还是“利己”，总是要涉及到资源的配置，而资源总是稀缺的；所以，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人们选择消费“利他”产品与“利己”产品，应当存在替代现象。
再次，同一般产品消费一样，人们对“利他”产品的消费，也存在时间配置问题。人们在消费一般产品时，会有储蓄行为，这是人们为了在将来时间实现更好的消费。人们在消费“利他”产品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再其次，一个理性人在进行其消费效用最大化目标决策时，总是将消费“利他”产品的效用与消费“利己”产品的效用合在一起进行综合决策。其理性的基本决策原则是：边际“利己”产品消费收益＋边际“利他”产品消费收益＝边际“利己”产品消费支出＋边际“利他”产品消费支出。这里“利他”和“利己”产品的消费收益，既包括现期的收益，也包括预期的未来收益。同样，“利他”与“利己”产品的消费支出，也是既包括现期的支出，也包括预期的未来支出。从实际情况看，对于消费“利他”产品收益而言，更多是指预期的未来收益；对于消费“利他”产品支出而言，更多是指现期支出，当然，也可能需要有未来的支出。在现实世界，“经济人”在决策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理性有限、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其消费决策很难达到理论上的最优，只能是尽可能向最优靠近。另外，由于不同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不同，所以不同个人的消费最优决策点也将是不同的。再者，由于一个人在生活的不同时期，其效用偏好结构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消费最优决策点也会不同。
对于“经济人”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如何有效约束“经济人”，使其选择符合社会最优原则，笔者认为，关键是制度创新。
“经济人”在进行决策时，其决策的依据是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这种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并不能保证社会利益最大化。而制度是将自我利益转化为社会利益的一个转化器。良好的制度将既能促进个人利益最优，也能促进社会利益最优。而不好的制度既不利于个人利益的有效实现，也不利于社会利益的有效实现。
如何构建有效和良好的制度？笔者认为，首先，社会制度应体现公平性、竞争性、人道性以及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所谓公平性就是社会应当为每一个人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同时，社会应当真正体现按劳分配和按贡献分配的原则。所谓竞争性就是社会应当充分引入竞争机制，应当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允许人们去积极竞争并为竞争者提供良好的竞争条件。所谓人道性就是社会应当有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应当能让弱者得到充分的利益表达和利益保护。公平性和人道性是秩序之源，而秩序又是催生道德的前提和基础。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公平和人道，同时也就失去了秩序和道德。竞争性是社会活力之源。一个社会如果失去竞争性，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社会只能以停滞和循环的形式存在。同时，社会的竞争性既为德的产生提供需求，又为才的产生提供供给。所以，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应当是公平性、竞争性和人道性的有机统一。其次，应不断完善和强化利他主义的制度激励。这里的激励应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由于物质财富变现性的提高，从而也提高了物质享受的选择空间和消费效用；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更偏重于物质利益的激励。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物质财富的变现性低，从而依靠物质财富来提高享受效用的空间不大；所以，这时人们更偏好于精神的激励。针对具体情况，政府应制定最优的奖励制度体系，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利他主义行为。合理的激励制度体系应体现：（1）实质公正性；（2）执行的有效性；（3）完备性，即应充分考虑到实际生活中的各种情况；（4）平等性，即每个人都应按同一制度体系激励，不存在例外情况。第三，应大力加强利他主义教育。第四，应充分重视个人信仰体系的建设。灵魂的自觉是最好的约束，而信仰又是解决深层次灵魂问题的一剂良药。第五，在社会权力体系中，掌握核心权力的当局者应优先遵守制度。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等等。这种说法的实质是说明当局者在制度建设中具有关键作用。

注释：
①Adam Smith: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artⅣ, ChapterⅡ,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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