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观察事实检验的地位，并通过不断的验证来推进对规律的认知。从这一点看，经济研究要把真实世界里的产业和市场作为实验室，以便观察现象、面对问题、验证假说。但是很不幸，社会的经济实验室里一般没有“受控实验”这回事。因此，验证关于经济行为的推断，要看实际的机会。
　　比如“数网竞争”论的推断，只有当政府在基础电信网络层面，承认并保障市场准入和市场竞争的权利时，重复建设数网的成本才不至于大过其收益。很清楚，验证这个推断，要具备这个推断所指明的限制条件，然后才可观察是不是出现了推断所指明的结果。
　　但实际情况是，几年来我国电信市场的变革，远没有形成数网竞争论所指明的限制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广电部门的宽带有线电视传输网与电信部门的通讯网络，依然维持“井水不犯河水”的体制格局，依然还是“分立但不竞争”；第二，从承认和保障竞争权利的角度看，虽然存在着多家电信公司，但各家从事电信业务的权利被行政力量分割，限制在特定的业务范围，电信竞争实际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我们不能粗粗看到市场上有“数个电信公司”，就以为验证“数网竞争”的条件就成熟了，更不可图所谓“学者影响力”的虚名，勉强宣布数网竞争含有的推断已经得到了验证。其实，我呼吁了多少年的“广电、电信交互进入”，以及“给每个电信公司发全业务许可”，根本没有人听。这就是说，我的“学者影响力”等于零。
　　不过，受各种合力推动的我国电信产业的实际变化，也提供了某些命题的局部验证条件。于今回顾，以下四条可圈可点：第一，对电信经营主体用公司化改组并上市，为电信基础网络的建设筹措了以千亿计的资本，这是政府垄断“国家基础信息网络”构想根本不可能做到的；第二，在“建设并利用自己网络”的权利得到承认之后，移动通讯、IP电话、小灵通等等才在竞争中得到发展机会；第三，在基础电信网络的独家垄断被打破后，天价的初装费才被取消，电信资费才得以大幅度下调，电信服务质量才有显著提高；第四，电信增值业务如互联网接入和内容提供服务，才在接入费竞相降低的环境下得到发展。
　　令人耿耿于怀的事情也有两件：一是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四大电信上市公司的市值，极不相称地低于其经营状况和利润表现。究其原因，是投资者认为中国电信市场的政策风险偏高——谁也不知道政府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又来一场“重组电信”，各种传言和猜测不断扰动各方的预期。这在我看来，政府光开球还不过瘾，非要用“看得见的手”继续“优化电信市场结构”，而完全不顾为此付出的巨大财务代价；另外一件，虽然我国的电信资费有了革命性的降低，从而大大刺激了电信的消费需求量，为发展我国电信产业提供了市场条件，但是环顾世界，在各国电信资费下降的竞赛中，中国的成绩并不是最显眼的。别的不论，今天从中国打到美国的电话比美国打回来的贵很多，从内地打到香港的电话比香港打回来的也贵很多，究竟有什么道理吗？我的看法，惟有一个道理，就是电信网络层次的竞争开放还远远不足。
　　至于当年商榷过的“垄断网络、开放服务”论，我认为至今也没有在电信产业得到验证的机会。不过，在其他产业领域，例如铁道和电力，分别提出了类似“垄断控制网络、开放服务竞争”的构想。铁道部门的“网运分离”方案，正式提出了但没有实行，主要难题正是无从约束铁路的网络垄断控制者。电力部门实行了“网电分离”——电力传输网络并由几家国家电力公司分区域垄断控制，然后实施发电的竞争上网。可是似乎有迹象表明，拥有网络垄断权的电网公司可以轻而易举地“入侵”发电，“统吃”发电利润并延伸完成对发电的垄断。
　　这些局部的、尚不充分的“实验室证据”，当然不可以看作是对“数网竞争”论的全面验证。但是，它们至少也没有推翻理论的推断。所以，我不认为现在需要放弃“数网竞争”论的基本主张。相反，因为受到了局部经验验证的鼓励，我们仍可以满怀信心地坚持数网竞争论，坚持参与市场竞争是我国各类经济主体的一种正当权利，并等待经济实践提供全面验证这些主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