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课    冰心：巴金这个人

秋登兰山寄张五①

孟浩然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②。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灭。

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③。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④。

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⑤。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⑥。

 [注释]

　　①兰山：应为万山，在湖北襄阳，诗人的园庐在岘山附近，距万山不远，诗人在此度过了大半生。张五：名子容，排行第五，隐居襄阳岘山南边的白鹤山。②北山：当指万山。隐者：指作者自己。③薄暮：日将落之时。“薄暮”句：说忧愁由薄暮引起，其实是本身忧愁，见天色昏暗而触景生情。兴：秋兴。④“时见”句：由山下看，见归村行人，有的还在沙道上行走，有的已在渡口休息。⑤荠：一种野菜，形容远望所见无边树木的细小。⑥何当：何时能够。重阳节：古代以阴历九月九日为重阳节，有登高的风俗。

 [简析]

　　这首诗名为寄，实为隔山遥望，不能相见，由清秋登高，日暮归雁，唤起愁心，来抒发诗人对朋友的思念之情，希望朋友重阳佳节携酒登高而欢聚。语意亲切自然，寄托了诗人对朋友真挚的怀念之情。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感情飘逸真挚、情景清淡优美、语言淳朴隽永。

[鉴赏问答]

1．本是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

[参考答案] 抒发诗人对朋友的思念之情，希望朋友重阳佳节携酒登高而欢聚。 语意亲切自然，寄托了诗人对朋友真挚的怀念之情。

2．请简要分析本诗的艺术特点.

[参考答案] 这首诗名为寄，实为隔山遥望，不能相见，由清秋登高，日暮归雁，唤起愁心，来抒发情感。全诗感情飘逸真挚、情景清淡优美、语言淳朴隽永。

巴金与冰心的友情

巴金与冰心的友情，是中国文坛可供后人大写特写的佳话。他们相识于30年初。那是一个初夏的早晨，年轻的巴金随靳以一起去见冰心。巴金在离开老家的那年夏天，还在老屋宽敞的院子里，与弟弟们一起读冰心的《繁星》。那时，他们每人还学着作了一首诗。这些稚嫩的诗句，巴金至今都还记得。巴金说，他年少时比较孤独，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冰心的作品，非常喜爱。他感到冰心作品中渗透着一种母爱，温暖了他那颗孤独的心。

这次见面拉开了俩人长达60余年的友情序幕。在冰心眼里，巴金就是她的亲弟弟。1984年，冰心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一直拿他（巴金）当弟弟看待。几十年来，相知愈深。解放后，我们还一同参加过出国访问。最后一次一同出国的机缘就是1980年春到日本访问。那次出国，我的女儿吴青和他的女儿小林都参加了。小林叫我姑姑，吴青叫他舅舅，仿佛我们就是亲姐弟似的。”有一次巴金在病后要访问香港，冰心很不放心，特意写来长长的信，关照他要好好注意休息。而这时，冰心自己已患了脑血栓病。巴金收信后十分激动，立即回信道：“您的友情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更大的勇气。”在巴金心目中，冰心不仅是大姐，更是他的精神支柱。今天，我们在巴金众多文章和给冰心的信中读到这样的字句：“70年了，我还在跟着您前进！”“我常想，您好像一盏明亮的灯，看见灯光，我们就心安了。”“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着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不料，冰心这盏明灯却在二十世纪末熄灭了。这时，巴金正苦苦地与疾病抗衡，生命危在旦夕。没有人将这一不幸消息透露给他。在抢救室度过几十个不眠之夜以后，这一天巴金转入监护病房。在医生查完房后，久末开口的巴金突然嚅动着嘴唇，似乎在说着什么。小林急忙探身前去，细细地辨听，巴金终于费劲地说出3个字：“打电话。”小林问道：“打给谁？”巴金说道：“给冰心。”小林一楞，在场的所有人都惊住了。稍倾，小林机智地回答：“医院不能打长途，晚上回家打。”巴金固执道；“现在就打。”小林问道：“你要说什么话？”巴金说：“告诉她，我没事。”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巴金的第一愿望就是给冰心打电话，告诉她自己没事，让她放心。可见冰心在巴金心中的地位，可见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

美文赏读

关于友情（节选）

（注：只选的一部分，后面的部分放在教师用书中）

余秋雨

一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
　　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嘻戏，成年人*着回忆追加给它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它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
　　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的。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
　　我的突变发生在十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地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放在他手里。
　　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
　　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它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晤。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话，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莫逆。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
　　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述它的高远和珍罕，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
　　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
　　差不多整整注视了四十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
　　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涉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得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
　　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便成了“高山流水”。
　　没有恶意，只是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

二

　　友情的错位，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混乱。
　　从类似于那本连环画的起点开始，心中总有几缕飘渺的乐曲在盘旋，但生性又看不惯孤傲，喜欢随遇而安，无所执持地面对日常往来。这两个方面常常难于兼顾，时间一长，飘渺的乐曲已难以捕捉，身边的热闹又让人腻烦，寻访友情的孤舟在哪一边都无法*岸。无所适从间，一些珍贵的缘分都已经稍纵即逝，而一堆无聊的关系却仍在不断灌溉。你去灌溉，它就生长，长得密密层层、遮天蔽日，长得枝如虬龙、根如罗网，不能怪它，它还以为在烘托你、卫护你、宠爱你。几十年的积累，说不定已把自己与它长成一体，就像东南亚热带雨林中，建筑与植物已不分彼此。
　　谁也没有想到，从企盼友情开始的人生，却被友情拥塞到不知自己是什么人。川端康成自杀时的遗言是“大拥塞了”，可见拥塞可以致命。我们会比他顽泼一点，还有机会面对拥塞向自己高喊一声：你到底要什么？
　　只能等待我们自己来回答。然而可笑的是，我们的回答大部分不属于自己。能够随口吐出的，都是早年的老师、慈祥的长辈、陈旧的著作所发出过的声音。所幸流年，也给了我们另一套隐隐约约的话语系统，已经可以与那些熟悉的回答略作争辩。
　　他们说，友情来自于共同的事业。长辈们喜欢用大词，所说的事业其实也就是职业。置身于同一个职业难道是友情的基础？当然不是。如果偶尔有之，也不能本末倒置。情感岂能依附于事功，友谊岂能从属于谋生，朋友岂能局限于同僚。
　　他们说，在家*父母，出外*朋友。这种说法既表明了朋友的重要，又表明了朋友的价值在于被依*。但是，没有可*的实用价值能不能成为朋友？一切帮助过你的人是不是都能算作朋友？
　　他们说，患难见知己，烈火炼真金。这又对友情提出了一种要求，盼望它在危难之际及时出现。能够出现当然很好，但友情不是应急的储备，朋友更不应该被故意地考验。
　　……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这个缺少商业思维的民族在友情关系上竟然那么强调实用原则和交换原则。
　　真正的友情不依*什么。不依*事业、祸福和身份，不依*经历、方位和处境，它在本性上拒绝功利，拒绝归属，拒绝契约，它是独立人格之间的互相呼应和确认。它使人们独而不孤，互相解读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所谓朋友也只不过是互相使对方活得更加自在的那些人。
　　在古今中外有关友情的万千美言中，我特别赞成英国诗人赫巴德的说法：“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都应该具有“无所求”的性质，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却转化为一种外在的装点。我认为，世间的友情至少有一半是被有所求败坏的，即便所求的内容乍一看并不是坏东西；让友情分担忧愁，让友情推进工作……，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具，那它自身又是什么呢？应该为友情卸除重担，也让朋友们轻松起来。朋友就是朋友，除此之外，无所求。
　　其实，无所求的朋友最难得，不妨闭眼一试，把有所求的朋友一一删去，最后还剩几个？
　　李白与杜甫的友情，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除俞伯牙和钟子期之外最被推崇的了，但他们的交往，也是那么短暂。相识已是太晚，作别又是匆忙，李白的送别诗是：“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从此再也没有见面。多情的杜甫在这以后一直处于对李白的思念之中，不管流落何地都写出了刻骨铭心的诗句；李白应该也在思念吧，但他步履放达、交游广泛，杜甫的名字再也没有在他的诗中出现。这里好像出现了一种巨大的不平衡，但天下的至情并不以平衡为条件。即使李白不再思念，杜甫也作出了单方面的美好承担。李白对他无所求，他对李白也无所求。
　　友情因无所求而深刻，不管彼此是平衡还是不平衡。诗人周涛描写过一种平衡的深刻：“两棵在夏天喧哗着聊了很久的树，彼此看见对方的黄叶飘落于秋风，它们沉静了片刻，互相道别说：明年夏天见！”
　　楚楚则写过一种不平衡的深刻：“真想为你好好活着，但我，疲惫已极。在我生命终结前，你没有抵达。只为最后看你一眼，我才飘落在这里。”
　　都是无所求的飘落，都是诗化的高贵。

三

　　真正的友情因为不企求什么不依*什么，总是既纯净又脆弱。
　　世间的一切孤独者也都遭遇过友情，只是不知鉴别和维护，一一破碎了。
　　为了防范破碎，前辈们想过很多办法。
　　一个比较硬的办法是捆扎友情，那就是结帮。不管仪式多么隆重，力量多么雄厚，结帮说到底仍然是出于对友情稳固性的不信任，因此要以血誓重罚来杜绝背离。结帮把友情异化为一种组织暴力，正好与友情自由自主的本义南辕北辙。我想，友情一旦被捆扎就已开始变质，因为身在其间的人谁也分不清伙伴们的忠实有多少出自内心，有多少出自帮规。不是出自内心的忠实当然算不得友情，即便是出自内心的那部分，在群体性行动的裹卷下还剩下多少个人的成分？而如果失去了个人，哪里还说得上友情？一切吞食个体自由的组合必然导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这就不难理解，历史上绝大多数高竖友情旗幡的帮派，最终都成了友情的不毛之地，甚至血迹斑斑，荒冢丛丛。
　　一个比较软的办法是淡化友情。同样出于对友情稳固性的不信任，只能用稀释浓度来求得延长。不让它凝结成实体，它还能破碎得了么？“君子之交谈如水”，这种高明的说法包藏着一种机智的无奈，可惜后来一直被并无机智、只剩无奈的人群所套用。怕一切许诺无法兑现，于是不作许诺；怕一切欢晤无法延续，于是不作欢晤，只把微笑点头维系于影影绰绰之间。有人还曾经借用神秘的东方美学来支持这种态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这样一来，友情也就成了一种水墨写意，若有若无。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友情和相识还有什么区别？这与其说是维护，不如说是窒息，而奄奄一息的友情还不如没有友情，对此我们都深有体会。在大街上，一位熟人彬彬有礼地牵了牵嘴角向我们递过来一个过于矜持的笑容，为什么那么使我们腻烦，宁肯转过脸去向一座塑像大喊一声早安？在宴会里，一位客人伸出手来以示友好却又在相握之际绷直了手指以示淡然，为什么那么使我们恶心，以至恨不得到水池边把手洗个干净？
　　另一个比较俗的办法是粘贴友情。既不拉帮结派，也不故作淡雅，而是大幅度降低朋友的标准，扩大友情的范围，一团和气，广种博收。非常需要友情，又不大信任友情，试图用数量的堆积来抵拒荒凉。这是一件非常劳累的事，哪一份邀请都要接受，哪一声招呼都要反应，哪一位老兄都不敢得罪，结果，哪一个朋友都没有把他当作知己。如此大的联系网络难免出现种种麻烦，他不知如何表态，又没有协调的能力，于是经常目光游移，语气闪烁，模棱两可，不能不被任何一方都怀疑、都看轻。这样的人大多不是坏人，不做什么坏事，朋友间出现裂缝他去粘粘贴贴，朋友对自己产生了隔阂他也粘粘贴贴，最终他在内心也对这种友情产生了苦涩的疑惑，没有别的办法，也只能在自己的内心粘粘贴贴。永远是满面笑容，永远是行色匆匆，却永远没有搞清：友情究竟是什么？
　　强者捆扎友情，雅者淡化友情，俗者粘贴友情，都是为了防范友情的破碎，但看来看去，没有一个是好办法。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办法都过分依赖技术性手段，而技术性手段一旦进入感情领域，总没有好结果。
　　我认为，在友情领域要防范的，不是友情自身的破碎，而是异质的侵入。这里所说的异质，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差异，而是指根本意义上的对抗，一旦侵入会使整个友情系统产生基元性的蜕变，其后果远比破碎严重。显而易见，这就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了。
　　异质侵入，触及友情领域一个本体性的悖论。友情在本性上是缺少防卫机制的，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一点上。几盅浓茶淡酒，半夕说古道今，便相见恨晚，顿成知己，而所谓知己当然应该关起门来，言人前之不敢言，吐平日之不便吐，越是阴晦隐秘越是贴心。如果讲的全是堂堂正正的大白话，哪能算作知己？如果只把家庭琐事、街长里短当作私房话，又哪能算作男子汉？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想入非非的空间，许多在正常情况下不愿意接触的人和事就在这里扭合在一起。事实证明，一旦扭合，要摆脱十分困难。为什么极富智慧的大学者因为几拨老朋友的来访而终于成了汉*？为什么从未失算的大企业家只为了向某个朋友显示一点什么便锒铛入狱？而更多的则是，一次错交浑身惹腥，一个恶友半世受累，一着错棋步步皆输。产生这些后果，原因众多，但其中必定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友情而容忍了异质侵入。心中也曾不安，但又怕落一个疏远朋友、背弃友情的话柄，结果，友情成了通向丑恶的拐杖。
　　由此更加明白，万不能把防范友情的破碎当成一个目的。该破碎的让它破碎，毫不足惜；虽然没有破碎却发现与自己生命的高贵内质有严重羝牾，也要做破碎化处理。罗丹说，什么是雕塑？那就是在石料上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我们自身的雕塑，也要用力凿掉那些异己的、却以朋友名义贴附着的杂质。不凿掉，就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自己。
　　对我来说，这些道理早就清楚，经受的教训也已不少，但当事情发生之前，仍然很难认清异质之所在。现在唯一能做到的是，在听到友情的呼唤时，不管是年轻热情的声音还是苍老慈祥的声音，如果同时还听到了模糊的耳语、闻到了怪异的气息，我会悄然止步，不再向前。

四

　　该破碎的友情常被我们捆扎、粘合着，而不该破碎的友情却又常常被我们捏碎了。两种情况都是悲剧，但不该破碎的友情是那么珍贵，它居然被我们亲手捏碎，这对人类良知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
　　提起这个令人伤心的话题，我们眼前会出现远远近近一系列酸楚的画面。两位写尽了人间友情的大作家，不知让世上多少读者领悟了互爱的真谛，而他们自己也曾在艰难岁月里相濡以沫，谁能想得到，他们的最后年月却是友情的彻底破碎。我曾在十多年前与其中一位长谈，那么善于遣字造句的文学大师在友情的怪圈前只知忿然诉说，完全失去了分析能力。我当时想，友情看来真是天地间最难说清楚的事情。还有两位与他们同时的文坛前辈，其中一位还是我的同乡，他们有一千条理由成为好友却居然在同一面旗帜下成了敌人，有你无我，生死搏斗，牵动朝野，轰传千里，直到一场没顶之灾降临，双方才各有所悟，但当他们重新见面时，我同乡的那一位已进入弥留之际，两双昏花老眼相对，可曾读解了友情的难题？
　　同样的事例，可以举出千千万万。
　　可以把原因归之于误会，归之于性格，或者归之于历史，但他们都是知书达理、品行高尚的人物，为什么不能询问、解释和协调呢？其中有些隔阂，说出来琐碎得像芝麻绿豆一般，为什么就锁了这么一些气壮山河的灵魂？我景仰的前辈，你们到底怎么啦？
　　对这些问题的试图索解，也许会贯穿我的一生，因为在我看来，这其实也正是在索解人生。现在能够勉强回答的是：高贵灵魂之间的友情交往，也有可能遇到心理陷阱。
　　例如，因互相熟知而产生的心理过敏。
　　彼此太熟了，考虑对方时已经不再作移位体验，只是顺着自己的思路进行推测和预期，结果，产生了小小的差异就十分敏感。这种差异产生在一种共通的品性之下，与上文所说的异质侵入截然不同；但在感觉上，反而因大多的共通而产生了超常的差异敏感，就像在眼睛中落进了沙子。万里沙丘他都容忍得了，却不容自己的身体里嵌入一点点东西，他把朋友当作了自己。其实，世上哪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即便这两片树叶贴得很紧？本有差异却没有差异准备，都把差异当作了背叛，夸张其词地要求对方纠正。这是一种双方的委屈，友情的回忆又使这种委屈增加了重量。负荷着这样的重量不可能再来纠正自己，双方都怒气冲天地走上了不归路。凡是重友情、讲正气的人都会产生这种怒气，而只有小人才是不会愤怒的一群，因此正人君子们一旦落入这种心理陷阱往往很难跳得出来。高贵的灵魂吞咽着说不出口的细小原因在陷阱里挣扎。
　　又如，因互相信任而产生的心理黑箱。
　　朋友间还有什么可提防的呢？很多人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把许多与友情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干脆利落、默不作声。不管做成没做成，也不作解释，不加说明。一说就见外，一说就不美，友情好像是一台魔力无边的红外线探测仪，能把一切隐藏的角落照个明明白白。不明不白也不要紧，理解就是一切，朋友总能理解，不理解还算朋友？但是，当误会无可避免地终于产生时，原先的不明不白全都成了疑点，这对被疑的一方而言无异是冤案加身；申诉无门，他的表现一定异常，异常的表现只能引起更大的怀疑，互相的友情立即变得难于收拾。直至此时，信任的惯性还使双方撕不下脸来公然道破，仍然在昏暗之中传递着昏暗，气忿之中叠加着气忿。这就形成了一个恐怖的心理黑箱，友情的缆索在里边缠绕盘旋，打下一个个死结，形成一个个短路，灾难性的后果在所难免。
　　这两个心理陷阱，过敏陷阱和黑箱陷阱，大多又是交*重合在一起的，过于清晰与过于不清晰这两个极端，互为因果、互增危难，变情为仇，变友为敌，而且都发生在大好人之间，实在让人悲叹。
　　在好几个夜晚，我曾反复与一些心理学研究者讨论一个难题：为什么有的人使朋友损失巨大却能重归于好，有的人只因为说了短短两句话却使朋友终生无法原谅？为什么有的敌人经历过长期争斗后却能变成朋友，而有的朋友一旦龃龉之后却不如一个敌人？
　　我想，不要老是从基本品质上找原因，其中一个关键在于，一些错乱的心理程序造成了心理陷阱。
　　我不知道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开这些陷阱，总觉得对它们多加研究总是好事。真正属于心灵的财富，不会被外力剥夺，唯一能剥夺它的只有心灵自身的毛病，但心灵的毛病终究也会被心灵的力量发现、解析并治疗，何况我们所说的都是高贵的心灵。

五

　　说了这么多，可能造成一个印象，人生在世要拥有真正的友情太不容易。
　　其实，归结上文，问题恰恰在于人类给友情加添了太多别的东西，加添了太多的义务，加添了太多的杂质，又加添了太多因亲密而带来的阴影。如果能去除这些加添，一切就会变得比较容易。
　　友情应该扩大人生的空间，而不是缩小这个空间。可惜，上述种种悖论都表明，友情的企盼和实践极容易缩小我们的人生空间，从而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要扩大人生的空间，最终的动力应该是博大的爱心，这才是友情的真正本义。在这个问题上，谋虑太多，反而弄巧成拙。
　　诚如先哲所言，人因智慧制造种种界限，又因博爱冲破这些界限。友情的障碍，往往是智慧过度，好在还有爱的愿望，把障碍超越。
　　友情本是超越障碍的翅膀，但它自身也会背负障碍的沉重，因此，它在轻松人类的时候也在轻松自己，净化人类的时候也在净化自己。其结果应该是两相完满：当人类在最深刻地享受友情时，友情本身也获得最充分的实现。
　　现在，即便我们拥有不少友情，它也还是残缺的，原因在于我们自身还残缺。世界理应给我们更多的爱，我们理应给世界更多的爱，这在青年时代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企盼，到了生命的秋季，仍然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企盼。但是，秋季毕竟是秋季，生命已承受霜降，企盼已洒上寒露，友情的渴望灿如枫叶，却也已开始飘落。
　　生命传代的下一个季度，会是智慧强于博爱，还是博爱强于智慧？现今还是稚嫩的心灵，会发出多少友情的信号，又会受到多少友情的滋润？这是一个近乎宿命的难题，完全无法贸然作答。秋天的我们，只有祝祈。心中吹过的风，有点凉意。
　　想起了我远方的一位朋友写的一则小品：两只蚂蚁相遇，只是彼此碰了一下触须就向相反方向爬去。爬了很久之后突然都感到遗憾，在这样广大的时空中，体型如此微小的同类不期而遇，“可是我们竟没有彼此拥抱一下。”
　　是的，不应该再有这种遗憾。但是随着宇宙空间的新开拓，我们的体型更加微小了，什么时候，还能碰见几只可以碰一下触须的蚂蚁？
　　——且把期待留给下一代，让他们乐滋滋地爬去。

[赏析]余秋雨是新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散文作家之一，作为学者型的散文作家，他的文字生动凝炼，极富诗意和深刻的哲理，给人以深刻的教益与启迪，并且具有浓重的文化含量，也许，这是余秋雨的散文多少年来受到人们喜爱的原因。《关于友情》共五部分，这里选的是第一部分，这一部分作通过对俞伯牙和钟子期这对“千古知音”的理性理解与思考，表达了自己对友情的深刻思索与独到认识。

[鉴赏训练]

1．查找资料或听别人讲述，用简要的文字描述“高山流水”的故事。

2．从“高山流水”的故事中你受到了怎样的启发？

3．简要分析余秋雨散文的语言风格。

巴金、冰心--一对莫逆之交的朋友

丹晨

 　　他们是两位文学的巨人，一个住在北京，一个住在上海。人们也许知道他们共有的许多优秀品质，但是却未必知道他们之间的没齿深情。丹晨老师的文章向我们娓娓道来的，是两个智慧、正直的心灵在撞击中产生的高度默契。这种默契体现了人类最珍贵的--友谊。——编者

　　1922年夏，巴金和堂弟在老家的园子里，听着蝉声，读着刚刚出版的冰心的诗《繁星》，他们被那些富有哲理的、纯真的诗句所吸引。

　　但是见到冰心却是11年以后了。1933年，巴金正在北平小住，与郑振铎、章靳以等一起创办《文学季刊》。为了给刊物组稿，他和章靳以去拜访了冰心。冰心是一位坦率、亲切而温和的女性，因为长他们几岁，把他们当做小弟弟一样看待。那时她已经读过巴金的一些作品，感受到这位年轻作家有着太多的悲愤和激情。

　　1940年冬，冰心从昆明呈贡到重庆。巴金恰好也在这时来到重庆。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2月举行茶会，欢迎近期先后从外地到渝的会员，除冰心、巴金外，还有茅盾、徐迟等许多人。从那时起他们来往多了。冰心当时吐血，住在歌乐山养病。巴金常去看她。冰心很了解这位“在暗夜里呼号的人”的心情。巴金得悉冰心经济情况拮据，连年夜饭都成了问题，正好与冰心谈起她的著作应在内地重印出版。

　　冰心欣然同意说：“这事情就托给你去办吧！”巴金一口应承。他在原来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全集》的基础上选编成三册，书名为《冰心著作集》，交给开明书店刊行。

　　五六十年代，他们经常在会议上见到。巴金和冰心还多次在同一个代表团到国外参加会议、活动。

　　“文革”时，巴金与冰心都进牛棚，入干校，在极左思潮恐怖的统治下失去联系11年。“四人帮”倒台后，他们恢复了通信。

　　到了1980年，他们之间几十年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也是一种升华，使他们由文学界的老友，跃为人生难得的知己。

　　同年4月，巴金和冰心一起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当时巴金已是76岁的老人，冰心更已是八旬高龄。

　　一天晚上，代表团没安排活动，两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坐在客厅里聊天，这是相识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畅怀长谈。他们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一直谈到午夜。那次聊天，使两位老友感到心的贴近，感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相知、理解。午夜十二点，冰心催促巴金休息，巴金才去睡。

　　回国以后，他们都在信中谈到这次愉快的旅行，直到许多日子后，还非常怀念那段生活。

　　1985年，冰心迁往新居，巴金去探望她，这是她们最后一次见面。

　　长期以来，冰心对巴金一直有一个看法，觉得他是一位最可爱可敬佩的作家。她说：“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他的可佩……就是他为人的‘真诚’。”吴文藻也说过：“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而且他们还认为巴金“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是“最可佩之处”。当然，对“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的印象更是深刻。

　　巴金则认为冰心“是‘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对她十分尊重；自己年轻时就从她的作品中汲取过思想和感情的营养。现在他看到“她的头脑比好些年轻人的更清醒。她的思想更敏锐，对祖国和人民她有更深的爱。”同时，她是“那么坦率又那么纯真！她是那么坚定，又那么坚强！……更难得的是她今天仍然那么年轻！我可以说，她永远年轻！”

　　1985年以后，他们因为年老多病而不能长途旅行，从此不曾再见面。

　　以后，冰心因为自己行动不便，总是盼着巴金有机会来京一叙。

　　这样的想法几乎每年在信中都提到：“我十分想你们(巴金父女)，很想同你们见面、谈话，人生几何！”“我真希望你何时能到北京来”。

　　巴金摔伤腿后慢慢养好了些，她又说：“好一点先到北京来。我们好好谈谈。”1985年那次见面以后的一年，她又惆怅地说：“你怎样？能到北京来么？我们仿佛永远也不能见面！”“我无时不在惦记你。

　　血压还低否？手还抖否？……”“今年如能来京一行，相对谈话比写信痛快得多，是不是？”“我们住近一点就好了，彼此都不寂寞。”“我想若能把我们两人弄到一处聊聊多好！”“倒是大家聚一聚，什么都谈，不只是牢骚，谈些可笑、可悲、可叹的事，都可以打发日子。”巴金在1989年初又摔了一跤。住进医院治疗。冰心在信中关切而焦虑地说：“你近体怎样？何时出院？千万不要多见客人，我恨不能到你身边看看。”1990年，她在一次信中说：“知你不喝酒，但喜欢茶和咖啡，在这点上又与我相同，什么时候我们能做(疑‘坐’之误--笔者注)到一起喝喝咖啡，谈一谈，多好！可惜我们都行动不便了。

　　近来就常觉得心烦……”

　　晚年的巴金心灵深处是寂寞和孤独的。他渴望读者的理解，渴望心灵的沟通和抚慰。冰心这些情真意切的信函给了巴金最大的安慰和温暖。他一样也是那么思念牵挂住在遥远北国的大姊，即使住在医院里受着病痛的煎熬时也常想起冰心和吴青。当他收到冰心送来的红参时，他说：“我需要的是精神养料……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巨大的勇气。”冰心就在回信中呼应说：“关于这一点，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巴金好几次向她诉说各种干扰很多，缠着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因此很反感。冰心复信表示同感。觉得这是“名人之累”，无可奈何。巴金谈到自己写的文章中说了一些真话，就有人不高兴；想到某些人和事，又觉得心情不舒畅。“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总是放心不下。”冰心让人传话“叫巴金不要那样忧郁，那样痛苦。”巴金说：“我正是在痛苦中净化心灵，才不得不严格对待自己。”冰心也一样忧国忧民，写的文章如巴金所说的：“锋利”、“烫手”、有“辣味”，“感到很痛快”。巴金说：“老实说近一年来我常常想到您。我因为有您这样一位大姊感到骄傲，因为您给中国知识分子争了光。我也觉得有了光彩。”1989年夏。他在信中也惆怅地说：“我们不能见面，有话也无法畅谈，幸而我们能做梦……我还想，能做梦就能写书。要是您我各写一本小书，那有多好！”在祝贺冰心九十华诞时，他说：“想念你们，但抱病之身痛苦不堪。尤其是无法写信吐露我满腹的感情。”

　　但是，巴金还是在后来的信中多次倾吐了自己的感情，他说：“您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想到有您这样一个人存在，我感觉到有一股巨大力量在拉着我向前。”“我仍然把您看似一盏不灭的灯，灯亮着。我走夜路也不会感到孤独。”“许多人战战兢兢抱头摇尾的时候，您挺胸直立，这种英雄气概，这种人格的力量，我永远忘记不了！我也真想你！”“我永远敬爱您。记着您，想念您。”“我有您这样一位大姊，是我的幸运。”

　　两位世纪老人，一位是被人称为文学祖母，五四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一位是被人尊为文学大师，伟大的作家，在八九十岁高龄时，继续互相鼓励，抱病笔耕，并肩作战，写出寓有激情和思想锐利的文章，喊出依然是那样有力的声音。他们真的是晚霞似火，为国家、民族而忧患，而思考。他们在生活上、健康上互相关心，感情上的交融，使他们彼此深深地理解。他们已经成为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至交，他们的晚年生活因此得到滋润、抚慰和温暖，感受到鼓舞和力量，冰心在收到《巴金译文选集》十卷本后喜欢万分，说：“你真是著作等身，而且一辈子自食其力(指巴金从来不领国家工资，*稿费为生--笔者注)，这是我们这一辈人里、没有一个做到的！从这两件事来说，使我不但爱你这个老弟，而且敬你这位老弟了。”她把他们之间形容为“金坚玉洁的友情”。其实，应是“金坚冰洁”才更贴切。巴金曾引用鲁迅给瞿秋白的题词来形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冰心看了，为之动容，也说“人生得一知已足矣！”那年巴金生日，冰心送给他的一个册页上就写着这两句话，十分恰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深情。

　　从1980年4月访日到1999年3月冰心逝世的19年中，巴金和冰心因地处南北，受到空间的间隔，只有少数几次见面，1985年后不复相见。

　　完全依*书信交流来沟通心灵，倾吐衷曲，几乎没有中断。巴金即使为病痛所苦，执笔困难，手发抖，但隔些日子也要勉力而为，给冰心写信。冰心把巴金的信珍藏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子里，准备以后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无疑会成为他们友谊的见证。这两位文坛元老在晚年的感情交往也给中国文学史添上了一段佳话。

冰心之女吴青：巴金舅舅像液态的火焰

　　2003年11月19日晚，《南方都市报》记者拨通了著名作家冰心的女儿吴青的电话。在巴金老人的心中和笔下，冰心一直是他的大姐。吴青对记者说，母亲认为巴金舅舅是最可爱最可佩的作家，也是母亲最疼爱的老弟之一。他们的友谊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见面前母亲看了巴金舅舅的作品，就感觉对巴金舅舅已经有了很深的了解，母亲还把巴金舅舅比喻是热水瓶一样里热外凉的人。而吴青本人感觉巴金更像液态的火焰，外面看不到熊熊的火焰，但里面却是滚烫的液体。

　　吴青说，父母都很尊重巴金舅舅，因为巴金舅舅对婚姻恋爱都始终如一。

　　吴青认为，巴金舅舅和母亲很共同的一点就是一直都热爱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这种感情是非常真诚深厚，希望国家更好，而且他俩都在说真话。

　　尤其是在巴金舅舅的《随想录》中，吴青感觉到，巴金舅舅是把心肺都掏出来向国家人民说出真实的心情。文中提到要建立现代文学馆，巴金舅舅为此付出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心血，使得中国的文学让更多人有所了解，使得一些作家的作品更深入人心。

　　吴青认为，巴金舅舅与母亲是相互支持的。两位老人都有大憎和大爱，他们是爱也爱得深切，憎也憎得鲜明。他们都追求“说真话”，在晚年，他们老而弥坚的声音，振聋发聩。最后吴青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巴金舅舅反对封建思想是非常坚定的，他的《随想录》实际上就是个“文革”的纪念碑。

　　记者黄兆晖这是一件能够传递巴金思想的美妙的故事。1991年，我已经在文学馆工作，到苏联参观学习，去了老托尔斯泰的庄园。那天下午，我们站在老托尔斯泰的牧场上，夕阳迎面照来，我看见6月的草场上鲜花遍地，白色的、粉色的、黄色的、紫色的、红色的小花在草丛中迎着阳光，特别漂亮。我很随意地摘了几朵野花，夹在了笔记本里。

　　回国以后，我发现花干了，颜色一点没有变，只是透明、硬挺，像标本一样。我给巴老寄了几朵，写信告诉巴老，这是托尔斯泰庄园牧场草地上的小花，也许你会喜欢。没想到没过几天，巴老回了一封特别感人的信。他说：“我连做梦都想那个地方，我非常感谢你把这些小花寄给我，使我想起了老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一生没有达到的人生理想就是言行一致，这正好也是我的追求。我始终以托尔斯泰为榜样，虽然这太难了，但我还是要像他学习。像我这样一个老病人，要打起精神来重新生活，继续前进。”

　　我没有想到几朵小野花，引发了他这么深刻的思考。后来，我注意到巴老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随想录》，在后半部几次谈到托尔斯泰。他自己指出要做到言行一致就要说真话，但说真话是何其难也。这是巴金高龄以后重要的思想之一——他人活着说的和做的要一致，这是达不到的，达不到也要这样做，这个社会才能变得光明。

　　新中国成立以后，巴老是上海文联主席，老舍先生是北京文联主席，两个人在全国文化艺术界有很高的威望。两个人的个人关系比较好，巴金先生来北京开人大，或者出国在北京中转，老舍先生都要尽地主之谊，请一些文艺界的朋友和巴老吃饭。留下来的有一张老舍先生写给巴老的请柬，大概意思是“老巴，你来了，请你全聚德吃烤鸭，请你光临。”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跟巴老有很大关系。巴老1980年曾经说：“建立现代文学馆比我写5本、10本创作回忆录都重要。”巴老还多次表示，建立现代文学馆是我这一辈子最后一件大事了。为建立现代文学馆他全力以赴，捐钱，捐稿子，联络朋友，写信呼吁，做了大量的工作促成了现代文学馆的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