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家都充分阐明保护环境与生物资源的重要性，各国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切实的保护措施：

　　　　（一）对于农作物生产，要遵循天时、地宜、物性、人力的统一。

　　中国传统农业认为，农业生产要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有机联系中进行，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管子·禁藏》曰：“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概括了天时、地利、人和谐调统一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基础。《吕氏春秋·审时》中利用“三才”论对农业生产系统进行高度概括：“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是说农业生产要受到天地人三大因素的制约。凡此等等，都是说人们在农业生产中要认识和利用天时、地利、物性之宜，协调生物有机体与环境条件的关系，才能保证农业生产丰收。天时、地宜、物性、人力关系的统一，更全面地考虑了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也蕴含着农业生产用养结合的自然保护思想。

　　　　（二）制订政策、法令，保护森林资源。

　　先秦时期，由于气候的干旱、毁林开荒、辟林放牧、狩猎及频繁的战争，使黄河流域的森林资源遭到极大的破坏，进而导致生态环境的失衡。这不仅造成了用材的困难和环境的恶化，影响到农牧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进而影响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政权的稳固。于是越来越引起当时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的关注。比如春秋时代，管仲就指出：“山泽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山泽不救于火，草木植成，国之富也”。（《管子》）。《荀子·劝学》中指出森林是鸟兽栖息的必要环境：“草木畴生，禽兽群焉”，“林险，则鸟兽去之”，说明朴素的生物资源环境保护思想已初步形成。所以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相当重视发展和保护林业，并设立相应的管辖官职和机构，颁布相应的法令、政策，采取必要的措施。

　　首先，设置管理山林的官吏机构。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设大司徒主管农林生产；设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夺”，负责管理国有山林；设封人、掌固负责植树造林，设司险、职方氏、土方氏管理地方的山林；设载师、山师、原师掌管民有林木。

　　其次，颁布政策、法令，采取措施保护森林，禁止滥伐。一是规定砍伐有期。早在夏代，《逸周书·大聚》里就记有“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宅”。强调“斧斤以时入山林”[7]，即“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9]。对于林木的砍伐，也有一定的时间规定，季夏“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季秋，“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除了这些政策性规定之外，当时关于森林保护还上升到了法令惩治的程度。《礼论》中有“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禁禁其欲伐者，止止其方伐者”，“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等记载。法令一出，惩处也是相当严厉的。《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大旱。使屠击、祝款、竖柎有事于桑山。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艺山森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其官邑。”《通鉴辑览》记载周文王伐崇时，军令规定“无害人，无破屋，无堙井，无伐木，无掠六畜，违者不赦”。在非采伐季节严禁“伐大木，斩大山”，“苟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礼记·月令》：“凡窃木则有刑罚。”除了在法制上做出限制外，当时还相应地在商贸上做出法律保障。《荀子·王制》载：“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这种商业限制，一是为了维护当时的法纪，二是为了防止商人的欺诈。为了保证商业的依法而行，还专门设胥师以纠察商人的不法行为，一经查证，即可诛罚。然而，尽管颁行了较完备的政令和严厉的法令，但滥伐仍在所难免。《孟子·告子上》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也，是以若彼濯濯也。”凡此种种，使牛山几成童山。由此可知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林木资源的破坏和保护情况。

　　再次，禁烧山，提倡植树。《荀子·王制》：“修火宪，养山林。”另据《周礼》记载，官府还发布用火的命令，晚秋禁止用火陶治，对引起国中失火或在野外烧荒的人都给予处罚。关于植树造林，远在轩辕黄帝时，已倡种树，“时播百谷草木”（《礼记》）。到了西周末和春秋、战国时期，园圃植树、路旁植树、社稷植树、边界植树、宅院植树和墓地植树等形式都已出现。[10]另外，据《周礼》记载，当时规定所有的墓地都要种植树木，按爵等确定坟墓的大小高低和植树株数。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为了促使百姓种植树木，当时规定，宅院内不种植桑麻的，宅地要交税；不植树的，死后丧葬不得用棺椁。

　　　　（三）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认识到自然界的所有生物资源之间是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人们应保护自然生物资源。首先，要保护自然环境。如《管子·轻重甲》说：“山森、菹泽、草莱者，薪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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