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光绪《蔚州志》卷18,《风土记》。)。山东忻州府,“忻之民少有收获,则称殇酌酒烹羊宰羔,甚至病不起灵于医而惟鬼神是听,巫师拜舞一宵之费至竭数日之食,其送丧也,僧道伶互相杂踏,则既不能开其源又不能节其流”(注:乾隆《忻州府志》卷4,《舆地志》。 )。这些消费肯定使农家经济入不敷出。当然,为应付此类活动,农民除前面提到的举债外,有的地方通过互助解决问题。如山西孝义县,“民家遇婚丧疾病事故,工作役使群助而不受值,饥岁无闭籴者,富室更出粟赈给”(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 山东蒲台县,“民间多随社,社立之长,遇朔望封钱贮之,长所乏者贷出,息钱终会计子母钱常相埒,其良而可永行者助婚娶曰人情社,助棺敛曰棺板社,助丧葬曰丧社,助岁除曰年社”(注:乾隆《蒲台县志》卷 2,《风俗志》。)。
教育属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它的匮乏通过严重制约着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素质,从而最终妨碍着生产力自身的发展。春秋祈报和婚丧嫁娶的大操大办,不仅是不健康的社会风习和消费,而且在华北农村贫困的情况下,挤占了农家过多的正常生产和生活费用,使其日常生活质量下降,生产性开支得不到保障,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农村个体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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