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面子，而不惜倾其所有，甚至举债。农民在物质生活上的苦行是生产力制约的结果，而不是像英国清教徒一样来自于理性信仰。因此，一有暂时的物质条件，便要大吃大喝，满足口腹之欲。

　　方志中常有类似的记载。如山西孝义县“民用俭约，……惟美酿，多嗜酒”。“所食粗粝不堪下咽，而独不能戒酒，不惟糜费，而一入醉乡致有破家丧身者”（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 《物产民俗志》。）。山东临朐县，“其大耗更有两端，一曰饮，一曰博……。至如村人趁墟食货交易，酒罂肉碗四顾狼籍……其尤甚者，贫民无产，佣力耕作，索值日不百钱，酒食必责丰备，狂饮大嚼，日为恒度，稍未餍饫，头箸去之，主费不赀，佣得醉饱而已”（注：光绪《临朐县志》卷8，《风土志》。）。直隶滦州“值令节乃丰豆馔，下逮佣作酒肉恣饭啖无吝焉。惟独嗜酒，虽穷乡僻壤，皆家有藏酒，以备不时之需”（注：光绪《滦州志》卷8，《封域志》中。）。嗜酒往往与大吃大喝相伴。 河南罗山县，“民喜口腹甚之。家无担石之储，一聚饮间罗列珍膳，若素封之家，虽称贷不惜也”（注：乾隆《罗山县志》卷1，《风俗志》。）。永城县“饮食无贫富，多好饮酒，款客肴馔，务丰一席，所费动至五六千三四千不等。常日市市厘往来，恒有醺然者，不必岁时伏腊，即偶尔小聚，亦必尽醉，呼拳拇战，声达街衢，以兹三里之城，酒馆林立”（注：光绪《永城县志》卷13，《俗产志》。）。
　　吃之外，农家衣被材料的支出不大。我们已经知道，农家平均岁用土布5匹左右，或自织，或买于集市。除蔽体御寒外， 农家对衣被所求甚低。如直隶望都县，“居民率衣土布，自织自用，只取其蔽体御寒，不求华美。寻常衣服，棉改袷，袷改单，敝而后已，虽褴褛之衣，万作鞋屦之用，不肯轻于一掷”（注：民国《望都县志》卷10，《风土志》。）。山西孝义县，“乡民则布絮缕缕，终岁不制衣者十室而九”（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五台县， “衣用直隶平山所产坚厚之布，农人夏一袷，冬一袄一裤，商贾隆冬走山谷，布袄之外，袭老羊皮马褂，士类一棉布袍，一棉马褂，无衣袭衣帛者”（注：同治《五台新志》卷2，《风俗志》。）。
　二、灾荒年的生活消费

　　华北的自然灾害与这里的生态环境有决定关系。本区降雨各季分布不均，春季多大风，初春和晚秋常有寒潮经过等，生态环境的上述特点使本区的自然灾害以水灾、旱灾为最多，危害也最大；其次是风灾、霜灾、苞灾、虫灾、地震、时疫等。据统计，清前期，顺、康、雍、乾、嘉五朝全国18直省总计发生各种自然灾害2,524 次（注：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分册，第693～706页。）。据笔者计算，在以上灾害统计数中，华北4省为780次， 占全国自然灾害总数的31％。在华北各省，直隶303次，河南147次，山东184次，山西146次，各占本区自然灾害总数的39％、19％、24％、19％。李向军的统计从顺治元年到道光19年（1839），全国共发生各类自然灾害28,938次，其中直隶5,273次，山东4,203次，河南1,831次， 山西949次，共计12,256次，占42 ％强（注：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16～17页。）。 可见华北是全国自然灾害的频发区，而区内又以直隶与山东的灾害为多。再从灾害的种类看，水旱灾害发生最多。在陈书统计的780次自然灾害中，水灾316次，旱灾174次，占本区这一时期自然灾害总数的63％， 其中水灾占41％，旱灾占22％，水灾的发生频率高于旱灾。李向军的研究证实水旱灾害的比例更高。在华北12，256次自然灾害中，水灾为6,784 次， 旱灾为 3,977次，分别占区内灾害总数的55.4％和32.4％，两者合计高达87.8％（注：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第214、19页。）。应该说， 水旱灾害是导致华北灾荒年的最主要原因。而且，由于人口的增加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有清一代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我们知道，本区农家一般在正常年景仅能糊口，均鲜盖藏，不少农户还要依靠举贷度日，因而应时收获对农家维持生计至关重要。自然灾害有轻重，灾情不同，对粮食生产的危害程度也会存在差别。灾情较轻时，粮食会有不同程度的歉收；而大的灾害可导致庄稼绝收，形成灾荒年。自然灾害不仅造成农民生命财产的直接损失，而且由于缺粮、饥荒、时疫等继发因素的困扰，间接的人口耗损也是相当惊人的。那么，农民又是如何度过灾荒年的呢？他们在正常年景下尚且终年粗粝，糠菜半年粮，灾荒年的状况无疑会更加恶化。如山东临沂县，“凶岁野菜树皮草实麦草皆可籍以充饥，延命无所谓佐味也”（注：民国《临沂县志》卷4，《舆地志》。）。寿光县康熙17年（1678）大旱，18年春大饥， “民食草根，木皮殆尽”（注：嘉庆《寿光县志》卷9，《食货志》。 ）。灾荒引起粮价腾贵，如山东黄县，“雍正八年大水，九年春饥，斗粟钱千二百”。“乾隆十四年大饥，斗粟钱一千七百，饿殍载道，卖子女无算”。“乾隆四十七年，夏旱螟，秋大涝，民饥。四十八年春大饥，斗秫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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