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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据施居父《四川人口数字研究之新资料》第35—36页有关数据算出，成都民间意识社，1936年。

    ④  本文不拟采用“完全从事粮食生产的农业劳动力”这一概念，因为此种理想化的劳动力事实上绝难存在，仅仅具有算术上的意义。

清前期，由于土壤的自然肥力较高，耕作即使不怎么精细，粮食亩产亦能达到相当水平；加之人口很少，劳动力可以得到充分发挥的土地空间，故劳动者的生产率很高。在中期，四川农民通过辛勤劳动，使粮食单产量有所提高，但人口增长速度(约253％)远远大于粮食用地和粮食亩产的增长速度(分别约为125％、4．31％)，因而生产率出现下降的趋势。清后期，粮食单产较中期略有降低，粮食用地进一步扩展，使原粮总数达到中期的2倍多，但人口接近中期的4倍，故劳动生产率不可避免地继续走着下坡路。是为“过密化(involution)”①现象之一。

    “过密化”是农民为争取生存而作出的牺牲。照乡土观念，人们将总的收获量看得比短期的生产效率更重要。农民把生命消磨在土地里，只要力气不白费，他们都愿意投入劳动。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劳动力闲着也是闲着，只要用起来，多少会有所得。他们考虑最多的是家人的长远生计，不会那么斤斤计较短期内的效益；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是从单一的经济学科立场出发的。这就和后来的人们非常强调效益有很大的不同。

    上文主要着眼于全省性的宏观考察，下面根据资料情况，作一些微观分析。

    嘉道之际，江南有一位注重实政、关心民生的大学者包世臣。他非常熟悉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也曾经到过川东地区。对于口粮，他的说法是：将男女老幼合并“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②。稻米3石可折稻谷6石，合351千克。笔者认为，包世臣的观察、计算，比珀金斯的估计更切近实际。川中乡土谚语云：每人每年“不饱不饥三石谷，”约合仓斗6石，与包氏所言正相吻合。王笛称，乾隆中期，川省生产粮食约30亿千克，按人均消费400千克算，全川每年消耗约28．5—29亿千克，则每年约可剩余1～1．5亿千克，合200多万石。[2](P207)王笛对人均粮食年消耗量的把握，比珀金斯要准确些．同包世臣和川中民谚的说法差别不很大。道光时期，蓬溪县令奚大壮说，“蜀中为产稻之区，一岁所出之谷，足备数岁之用”③。温江县“岁产米，可食三年”④。此三条记载平均，1年所收稻谷可供16／3年食用，1个全劳力1年至少可产稻谷1872千克，生产率高于前面匡算所得的清代平均水平。

    在清代夔州府云阳县，“大抵良农一人，足耕出谷二十石之田”⑤。不知云阳县的计量单位是仓石还是市石。四川“斗斛之大，倍于他省，”而“市斗比仓斗大，有加倍者，有倍半者，有两倍者，各处不同”⑥。一般来说，1市石≈2仓石。云阳县这一条资料先假设为仓石，20仓石约合1117千克，尚未达到清代四川农民的平均劳动生产率1423千克之数，绝不能构成一个良农的基本标准。因此，清代云阳县计量单位“石”应指市石。一个优秀的农民，一年生产2234千克粮食，超过清代四川平均劳动生产率，接近清前期的平均值2630千克是比较合乎情理。

成都平原附近的安县，“同治光绪间，农业最发达。虽佃耕之家，种田二三十亩，或十余亩，皆足以赡家口，而自耕自业者可知”⑦，清代云阳县佃农多“输租自百石以下，少亦五十石，”即使按地租率“获十输五”⑧，估计每个农户耕田大概为20～50亩。方行认为，清代四川中等农户的耕地规模，一般可以20亩计[11]。如以平均亩产222．23千克／市亩⑨计算，则一个中等农户可收获原粮4098千克。设若1家5人，劳动力为2．52人，则其劳动生产率为1626千克。有的家庭更大一些，种田更多，可以较为充分地利用那些“边际成本”甚低的劳动力进行生产⑩，则生产率可能会更高。

如此看来，关于清代四川粮食亩产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本文的推算结果不算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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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按，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等人的“过密化”理论，强调的是单位工作日的劳动报酬递减趋势。本文借用这一概念，具体指的是以粮食为表征的农业年劳动生产率降低现象。

  ②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

  ③  光绪《应城县志》卷2。

  ④  民国《温江县志》卷3。

  ⑤  民国《云阳县志》卷13。

  ⑥  民国《南溪县志》卷2。

  ⑦  民国《安县志》卷56。

  ⑧  民国《云阳县志》卷13。

  ⑨  204．90千克／清亩。

  ⑩  特别县在涪前期。

  (二)货币形态的劳动生产率

  以上是以粮食为表征的劳动生产率。那么，以货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清代四川农民劳动生产率又如何呢?全省范围的系统资料是否存在，恐怕有疑问，不过，小范围内的零星记载倒是有的。

    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云贵总督张允随奏称：“天下沃野，首称巴蜀。在昔田多人少，米价极贱。雍正八九年间，每石尚止四五钱。今则动至一两外，最贱亦八九钱”①。此应为当时成都市区的市场销售价，农村市场价应低于这个水平。乾隆十二年(1747)四月，“新繁等五县谷价，较省城每石贱二三分，加以运费，每仓斗谷一石，总共不过三钱七八分。以二谷一米计算，每米一石，亦不过七钱五六分”②。此五县当为成都府属县。县级物价贴近普通农民经济生活，参考价值较大。每石稻谷如按三钱六分计，农户年产谷一百石，约值银36两。四川“历来银价，乾隆以上，每两合制钱八百文”③；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是时银一两，值钱八百枚”④。则农户稻谷年产值折成钱，约为28800文。稻麦(或豆、油菜、杂粮)两熟的普及，主要实现于清代。小春一项，为农户增加收入5760文，即年产值增加1／4[8]。

    若按18世纪中期每石稻谷(60．5千克)0．36两银折算，四川农民每年平均粮食生产率1423千克稻谷，可换银0．36×1 423÷60．5≈8．47两。不过，粮食生产只是农业生产的一部分，一般农民还有其它方面的收入。民国年间，布朗对峨眉山25个田区农户各种收入及其所占比例作过比较细致的调查统计。平均言之，粮食收入占总收入的64．97％。[14](P416)以此为参考，将清代四川粮食生产占总收入的比例估计为65％。则18世纪中期，四川一个普通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大约表现为银13．04两，或钱10400余文。

清末种植粮食作物的收益，可以绵竹县为例。该县人口218581，耕地573186亩，人均耕地2．6亩。上田1亩年产粮食约值钱10千文，中下田年产粮食值钱6千文，全县合计4105500千文。“除支用解款、衙门公费、吸烟消耗”外，余3852500千文。以全县人口平均，“一人一岁得钱17千文零，仅给衣食。若遇冠婚丧祭、水旱偏灾，则负债失业，流离转徙。此民之所以日即于贫，而人口之消耗于此可见矣”⑤。王朝末世，乱象纷呈，粮食生产亦会受到严重影响。五花八门的苛派勒索，使这种生产不能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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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乾隆实录》卷311。

    ②  《乾隆实录》卷289。

    ③  民国《乐至县志·食货》。

    ④  民国《荣县志·食货志》。

    ⑤  光绪《绵竹县乡士志·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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