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进行稽核1次，由总督委官查验，以马匹的多寡为基本的考核依据，分别进行奖惩。与此同时，青海官营牧场对骆驼的牧养也有比较具体的规定。西宁马场在当时管理和经营得比较好，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西宁镇马场生息繁庶，现有大小儿骒骟马三千七百余匹”。[14]

后来因为巴燕戎开垦的农田比较多，而马场的马匹增长数量比较大，使得原来的马场难能适应发展需要，不得不在开辟大通川新马场的同时，多次将这里的马匹分期分批拨往甘州、凉州和肃州等西北马场。据不完全统计，乾隆（1736～1795年）年间仅青海地区的马、牛、羊总数就达到350万匹（头、只）。专家认为，这只是根据畜产品贸易数量等因素推算的数字，或许不能够准确反映清代前期畜牧业经济发展的全貌，但一般认为这个估计并不算高。[15]

清代青海地区在养马业发展的同时，其它畜牧业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据记载，在乾隆（1736～1795年）初期，西宁镇拥有比较固定的骆驼1，000余峰。乾隆十三年（1748年），规定甘州提标，凉州、西宁、肃州3镇标，各设骆驼场1处，场下分为若干群，骆驼160峰为1群，如同牧马场一样，设千总、把总各1人，外委1人为牧副，兵9人为牧丁，另设守备1人监督。每年进行1次稽核，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进行奖惩。

四、宁夏官营畜牧业概况

继承明代传统，宁夏地区在清代是政府军马场设置的另外一个重要场所，养马业在这里比较发达。如《固原州志》所言，今宁夏固原“山深草丰，本游牧所”，[16] 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天然畜牧业基地。尽管清初中央政府曾经严令在今宁夏地区裁革苑马寺，以便退牧还田，但是雍正（1723～1735年）时期为适应军事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固原地区设置了提标中营参将马场、提标左营游击马场、提标右营游击马场、提标前营游击马场、提标后营游击马场、提标城守营游击马场等6处军马场。[17] 这一情况说明，清代宁夏南部地区仍然是政府控制的军马基地，其与明代相比组织形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在军马牧业继续发展的同时，宁夏地区的民间畜牧业则没有形成规模，只是有零星家畜的饲养，其主要原因是进入18世纪以后，宁夏地区的人口数量增加比较快，出现了农牧争地的严峻社会现实。人们为了生存，便将农业生产置于首要地位，畜牧业经济不得不降于次要位置。[18]

注释

[1] ·参见马汝珩、成崇德主编：《清代边疆开发》（上册）第68－6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本节有关新疆地区的畜牧业对该书多有参考，特此注明。
[2] ·参见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中）》第1432页，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3] ·陈奕禧：《皋兰载笔》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6帙。
[4]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9辑第21页，乾隆十九年（1754年）六月二十六日甘肃巡抚鄂昌奏。
[5]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2辑第669－670页，乾隆二十年（1735年）十月十二日署陕西巡抚台柱奏。
[6]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5辑第285页，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十四日杨汝谷奏。
[7] ·参见民国《甘肃通志稿》卷53《军政》五《马政》。
[8] ·乾隆《永昌县志》卷3《风俗》。
[9] ·《清高宗实录》卷572“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十月上”条。
[10] ·《清高宗实录》卷606“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二月上”条。
[11] ·《宫中档·乾隆朝》，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九月二日杨应琚折。转引自见马汝珩、成崇德主编：《清代边疆开发》（上册）第11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2] ·《新疆识略》卷10《厂务》。
[13] ·参见马汝珩、成崇德主编：《清代边疆开发》（上册）第12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 ·《大清会典事例》卷625《兵部·马政》。
[15] ·参见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第380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6] ·宣统《固原州志》卷4《兵防志·马厂》。
[17] ·宣统《固原州志》卷4《兵防志·马厂》。
[18] ·参见徐安伦、杨旭东：《宁夏经济史》第130～13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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