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或自己组织互助组、合作社，甚至有的离乡背井，到他村谋生，但这都被判为破坏集体化运动，组织的互助组、合作社也是“假组”、“假社”11;有的地方还直接给单干农民苦头吃，多摊公、购粮12。这样，一批二斗三联系，“农民与农民打架13”，农民不仅在经济发展上根本不可能再有自己的选择，而且还加剧了阶级斗争下“恐资”、“恐私”、“怕富”的心理压力。于是，“社会主义大为上升”，且“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农民便“一批一批站到合作社这边来”;“最顽固”的富裕中农也改变态度，“有的要求入社，有的准备入社”;地主富农则“一点神气也没有了14”。这样，集体化怎能不一哄而起第三，以政治划线，造成了农民政治上的自保与竞赛心理。毛泽东认为:集体化是社会主义，单干就是资本主义;合作社先进，单千落后(自办合作社则是“假社”);互助组比单干先进，初级社比互助组先进，高级社比初级社先进，人民公社比高级社先进，等等。这本是一种以政治划线，脱离生产力发展判断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当时成为无可非议的定论。于是，“公有制”、“大公”，无条件作为先进与革命加以表彰，而单干、小公、私有，则无疑义地作为落后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受到批判或批评，这导致了具有被动传统的农民政治上的自保心理。为了使自己不在严厉的阶级斗争中落入“落后”与“不革命”的队伍，农民们扭曲自己的心灵，你迫我赶，加入高潮中的竞赛。可以说，以政治划线，是集体化一哄而起的政治原因。
第四，合作社采取的由贫到富的发展顺序，导致了农民入社中的“赶车心理”。为了保证合作化运动中贫农优势与贫农领导权，促进合作化的发展，组织合作社一般根据各自的经济状况，采取由贫到富的发展顺序。分批发展，首先是保证以贫农为骨干，吸收部分下中农参加，上中农和富裕中农暂时不参加，地主、富农则以后再说。对已建立的互助组和合作社，要进行整顿，重新建立贫农优势，那些中农社、富农社必须改组或解FA。这样，先或后加入合作社或能否加入合作社本身已成为一种政治和身份的评价，是先进与落后的标志、在阶级斗争气氛浓郁和“怕富”、“恐资”的社会环境中，必然导致农民入社中的“赶趟”、“赶车心理”。所以，当时还有人“痛哭流涕哀求入社”，他们怕如果“不入社与地主、富农一起，不好过日子15”。
第五，个人专断和党内接连不断的批右斗争，导致了党内干部的心理不正常，堵塞了集体化进程中纠正错误的可能性。当时受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中共党内在集体化的总体目标上并不存在根本分歧，但在具体的运作上则始终存在分歧。从中央农村工作部到地方农村工作部的干部们中，对集体化中的一哄而起，高潮不断，都累累提出过批评和不同意见，但是这些正常的分歧与意见，大部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作为是社会上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和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给他们扣上一顶顶帽子:先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保守”、“小脚女人”、“泼冷水”，“挫伤”农民积极性等;后来就升级加码，扣以“算账派”、“观潮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等;最后干脆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阴谋集团”、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16”。毛泽东个人宣布“夺”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权17，亲自主持一线工作，并宣布不准再提“反冒进”，展开对不同意见的批判斗争，从中央的彭德怀、邓子恢，省级的张恺帆到各地基层中，有一大批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和残酷打击。
由于不正常的党内生活和党内的反右斗争，全党的思想受到严重的禁锢，一般党员“不敢越雷池一步”18，下级揣摩上级心理，全党揣摩领袖心理，甚至形成吹牛浮夸的攀比之风。于是，一些干部对于农民群众和农村工作，开口是阶级斗争，闭口是政治间题，行动是命令主义，为了完成任务或指标，甚至有的对农民施以捆绑、吊打、关押19。对于上述情况毛泽东也多有发现并有过严厉的批评，他批评命令主义、主观主义“害死人”，要求党员干部说真话、实话，要坚持真理;要人们不要怕开除党籍，不要怕撤职、降职，不要怕妻离子散，甚至还不要怕坐牢与杀头。但是，这些“不要怕”的东西，对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都是些性命枚关的间题。结果是命令主义、主观主义愈演愈烈，“五风”常刮不止。由于不正常的党内生活，在一个时期内，一部分领导人曾养成了一种只重视毛泽东的灵感，而不重经济规律和社会实际的习性，这大大降低了纠正工作中失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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