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带管堤防参政李瓒按照管河、管屯官事例常川巡视，听其便宜行事，巡抚等衙门不得有所阻扰；四建议安平镇、黄陵岗、荆隆口及新筑于家店以下堤防俱用人守视，水涸则积土备用，水涨则防护修筑，如有重大工程，临时调集附近丁夫协同修理；第五指出大名府所筑长堤必须递年增修，才能保证长久安全，要求下令参政李瓒将所属堤北人户编定班次，每年农隙之时调发若干增修一月，堤北军屯与寄居人户也同样从轻编定，轮流调发，以免起夫科扰之弊；第六指出济宁迤北南旺开河、戴家庙一带比其他地方更为紧要，安平镇地方土脉疏薄，新筑决口尤须提调官员不时检点，如自济宁至通州一千八百余里仅由一人提调管理，恐致误事，要求将运河分为三段，南北各设工部郎中一员，中间增设通政一员提调管理。这六条建议经工部复奏，全部为明孝宗批准。（《孝宗实录》卷105。）

弘治六年到八年刘大夏对黄河的治理，进一步推行了白昂“重点防北”的治河思想，确立了“北堵南分”的治河策略，北岸堤防开始形成，向南则分支泄洪。刘大夏的这次治河，基本消除了黄河自河南境和山东境内向北决口的威胁，张秋一带运河的安全得到了保证。

弘治中刘大夏筑断黄陵冈，清代学者胡渭在他的《禹贡锥指·例略》中称之为黄河史上的第五大变迁，认为形成了以一淮受全黄之水的局面。（第一次大变为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决于宿胥口；第二次为王莽新朝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决东去，由千乘入海；第三次为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分为北、东二支；第四次为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黄河决阳武而东，入梁山泊分为南北二支。）这种说法多被后来的学者承袭。但经现代学者的研究，胡渭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参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15—23页、第474—478页。）因为以淮河受全黄河之水并不是始于刘大夏治河，早在南宋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128年）为了阻止金兵南进，东京留守杜充决开黄河，黄河即由泗水进入淮河，这才是黄河历史上长期南流入淮的开始。即使在弘治前，虽然黄河多次进行南北摆动，但明初黄河大部分时间还是夺淮入海。现在的黄河史、水利史著作基本上不再采用胡渭的这种说法。
三、 小结

从永乐时期开始，保护运河、保证漕运畅通就成为明清两代治理黄河的目的和指导原则，这一原则对明清时期黄河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弘治年间白昂、刘大夏的两次治黄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行的，不但明孝宗几次明确指示“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盖非细故”，当时大臣们和白昂、刘大夏的治河方略、治河措施也都显示治理黄河已变成为保证漕运畅通服务的手段，“北堵南分”的治河方略正是这一原则的产物。这种治河方略对黄河的影响比明初的治黄更为严重，它不顾自然规律，明知黄河在河南、山东、两直隶交界处的地势为西南高、东北低，却逆水之性，堵绝黄河北流，迫使黄河河水全部南流。同时由于当时认识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只知道分流可以减杀水势，提高各支流行洪能力，而一味向南多支分流泄洪，既没有考虑到黄河多沙的特点，分流也没有节制设施，向南分流实际处于没有控制的状态。由于黄河多沙，水分则势缓，降低了大水刷沙冲沙的能力，必然导致泥沙沉积，南流各支时间稍久，即纷纷淤塞。弘治十三年黄河在丁家道口（河南商丘县东北三十里，接虞城县界。）上下黄河溢决堤岸十二处，河道淤塞三十余里，“上源奔放则曹、单受害，而安平可虞；下流散溢则萧、砀被患，而漕流有阻”，（《孝宗实录》卷160。）造成徐州及萧、沛、单、丰诸县多被河患。（《孝宗实录》卷167。）弘治十七年五月又因曹县黄河决口，上流淤浅，造成徐州小浮桥一带河道干涸，妨碍粮运。（《孝宗实录》卷212。）由于当时“南河故道淤塞，水惟北趋”，黄河不得不仍然向北冲决，在刘大夏治河的以后几年中，黄河就数次北决，弘治十八年黄河北徙三百里，至宿迁小河口；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桥；四年六月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县飞云桥，这三次北徙“俱入漕河”，仍然影响运河的安全和漕运的畅通。（《明史》卷83，《河渠一》。）刘大夏筑北岸太行堤后，对开封一带黄河形成屏障作用，开封以下的“单、丰之间河窄水溢”，容易决溢，黄河善决地段自河南境内下移至河南、山东、南直隶交界处的曹县、单县、丰县等地，“曹、单田庐多没，至围丰县城郭，两岸阔百余里”，正德、嘉靖间黄河屡决于曹、单、丰、沛等地，“曹、单间被害日甚”。（《明史》卷83，《河渠一》。）嘉靖以前明政府在这一带不断进行北堵南分，却总是随浚随淤，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不仅给黄河两岸广大地区造成严重灾害，尤其是曹县、单县、丰县、沛县、徐州、砀山一带更是糜烂不堪，而且黄河河道更加恶化，实际上也不能确保运河安全、漕运畅通。

北堵南分这种治河方针单纯从保证漕运畅通出发，不顾黄河的内在自然规律，实际是以明朝的政治经济需要干扰水利决策，必然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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