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人，所以行业壁垒问题自然难以彻底解决。各级政府在决策中不能首先考虑减少资源浪费和降低环境代价，而是利益集团的意见，甚至立法也要优先维护“投资者、经营者”的权益，如何确保所属企业的利益，形成了国家部委保央企，省市厅局保省企，地县政府保县企的利益博弈。消费者和公众的利益被普遍忽视了，“三个代表”的核心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究竟是什么？难道不正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执政能力的最高体现。

    中国要想从根本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要提高社会能效，这就必须进一步实施政企分离，建立效益型企业和任务型政府。政府应该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重新建立任务，设置机构，建章立规。国有企业不必在被行业分工所困，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兼顾一定的社会公众利益。体制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将会影响许多人的利益，改变许多人的生活，但这种变革对于“变革中的中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人们已经建立了一定的承受能力。政府应排除利益集团干扰，积极制定有利于节能降耗的政策、税制和标准，建立完善的市场和市场准入机制。

    市场经济不是消耗型经济，因为节能降耗、资源代替也可以形成新的市场，目前以节能为市场的新经济模式在全球蓬勃发展，例如：节能服务公司，国际社会也积极将这些新经济模式引入中国。中国各级政府应积极鼓励支持，有效扶持培育，使其成为一个新兴的超级产业。

 科技创新：

     日本是一个节能降耗工作非常深入的国家，人均GDP超过美国，而人均能耗仅为4吨多标准油，如果中国的现代化达到这一目标，15亿人仍需要60亿吨标准油，约折合每年消耗120亿吨原煤当量，中国乃至全球的能源资源和环境依然不法承受，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建筑在更低的能耗基础上。除了依靠提高全社会的能效观念，完善政府在能源方面的执政能力外，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前两者也最终是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普及提供保障。 能源的科技创新主要围绕两个层面——节流和开源。

    节流：目的是将能源需求的强度降低，将浪费消除，不断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在节能工作中不仅要积极教育民众，提高民众的节能意识和相关知识，实现有效的“行为节能”。同时要通过法律法规、税制调节、奖惩机制的建立推动社会降低能耗。而最重要的是发展先进技术、提供高效产品、完善系统。

    社会和经济发展了，老百姓要过好日子，要改善住房，要买汽车，要旅行等等，我们无法阻止这种需求，但我们可以通过提供先进的节能产品、提高系统能效、引导消费方式等措施将社会能耗不断降低。我们鼓励民众购买和使用小排量节能汽车，油耗可以从每百公里10～12公升，降到5～6公升，但是小排量汽车可能牺牲安全性和操控性能。如果我们通过技术升级向市场提供混合动力汽车，在不牺牲安全性和操控性能的同时，油耗可以进一步降低到2～3公升，所以技术将可能为我们带来不断的“质的变化”。如果进一步提供燃料电池混合动力汽车，我们的交通系统可能将不在需要燃油。

    但是完善系统实现节能将更加关键，100辆混合动力汽车一天所节约的油，可能无法弥补一辆长途空载大货车1天浪费的油；1000辆混合动力汽车3天节省的油，可能无法弥补一架大型客机空载1小时浪费的油量；而面对到处拥堵的道路系统，整个城市全部采用混合动力汽车也将无法实现真正的节能，所以“系统节能”更加必要。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们不断降低空载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美国卡车司机工会在很多年以前就通过无线通讯系统向每一个会员司机提供货运情况通报，使每一个司机都能尽可能减少空载，不仅增加了收益，也达到降低能耗的目的。政府和企业应该将关注的重点更多地投入到社会综合系统效率的提高，而不是一些具体项目的审批，尤其应该注意推动社会的“自组织”机制的建立，通过市场来完善社会各个环节的节能体系。

    开源：主要是增加能源的供应，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传统资源的供应上要广拓渠道、挖掘潜力、提高采收率；二是积极发展替代能源。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快速融入全球经济，中国企业可以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范围的能源勘探开发，在增加全球能源供应的同时满足自身增长的需求。中国已经是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能源需求已经是全世界共同的问题，中国没有必要羞三答四，遮遮掩掩，我们就是需要全球更多的资源供应中国市场，因为我们供应全球商品。油价的高升和技术的进步，使中国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开发国内和国际的低品位能源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在采用先进技术和合理优化系统的同时，努力提高资源的采收比率，这是都增加能源供应的关键。

    但是仅仅依靠挖掘传统能源已经不是发展的潮流，我们需要发展更多的替代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目前，乙醇和生物柴油代替石油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国内乙醇汽油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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