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做出有限反应。

    其次，中方对日本历史翻案势力的反应，并不是对日本企业的反应。日本企业只管继续与中国发展经贸往来，合理、合法地赚取利润则可，尤其不应为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翻案言行百般辩护，而是应自觉抵制这些翻案言行才对。

    日本企业来华投资，是中日两厢情愿之事，主要驱动力来源于经济利益。在垂直分工型的中日经济结构中，日本企业拿到利益的大头，中国只拿到其小头。而且，迄今为止来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大部分是处于产业链下游的非高科技中小企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其国内竞争中淘汰出局的高成本、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它们把这些劣势统统转移到了中国。 再者，对以制造业见长、以海外市场为依托的日本来说，不断开拓中国市场，将是其 21 世纪经济战略的最佳选择。

    认清和接受中日“政冷”难以完全避免的客观现实，对中日政治关系的波动起伏做好心理准备，不幻想靠单方面让步换取“政热”局面，这将有利于更加冷静、理智地对待和处理中日政治摩擦，稳步推动对日关系向前发展。

    2 、“政热”需要共同努力

    近来，国内个别人士在未能深刻把握日本政治意图和手法的情况下，声言要“为中日关系求解”，但其开出的处方竟如此粗糙：中国应向日本全面让步！日本人也已充分把握了一些中国人的心理弱点，在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是非如此分明的问题上竟然强硬起来。最近笔者就听到一位驻京日本记者强词夺理地说道：“（在中日首脑互访问题上）反正日本不想采取任何举措，惟一的办法就是中方让步！”事实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小泉停止参拜，才是中日政治关系走出低谷的先决条件。

    日本一位资深学者的逻辑更是离谱。他主张，中方在上世纪 80 年代率先提起“历史问题”，在国内加强“反日教育”，是日中间发生历史问题的根源。 对于在历史问题上一贯采取宽大为怀、“以德抱怨”姿态的中国人来说，这种颠倒因果本末的怪论只能起到增大对历史翻案言行反感的作用。

    近来，在中日间的各种交流或研讨会上常常出现一种怪现象。中方代表在历史问题上十分克制，一般不会主动提起这个话题。但日方代表却咄咄逼人，总要提起历史问题，花费大段时间来向中方提出挑战，似乎他们反倒十分占理似的。

    种种事实证明，“揪住历史问题不放”者，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日本的历史翻案势力迫不及待地欲推翻其侵略历史定论，不断伤害和刺激着中国民众的感情。而大量“善良”的日本人对这一因果关系缺乏认识，反而一有机会就向中方发火，客观上起到了掩护本国翻案势力的作用，从而也纵容了小泉首相的“参拜”行为。

    对于我国来说，中日关系的复杂性给推动对日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即要努力防止陷于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寻求找到最佳平衡点。就是说，既要积极推动经济关系，又要妥善处理政治问题；不因政治摩擦而牺牲经济关系，也不因经济关系而丢弃政治原则。

    中日间的潜在分歧是客观存在的，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消除。但双方可以形成和完善一整套“摩擦管理”的体系和措施。例如，每当发生“历史问题”时，不宜使这一问题影响中日间其他领域的合作进展。可以采取“政经分离”'、“分别解决具体问题”、“不使一种政治摩擦点燃另一种政治摩擦”等做法，使两国在认清相互分歧的基础上，不断促进相互间的共同利益，而力争减轻分歧部分在整个中日关系全局中所占的分量。

    展望未来，中日关系的前景既充满良好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笔者认为，中国应继续保持主动姿态和足够的耐心，积极推动中日政治关系改善的进程，致力于消除相互间的戒心，增进相互信任。这将是一个长期互动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更不会因为单方面做出重大退让就能够收取良好效果。

    注 释：
    1、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们以“政冷经热”这一概念描述中日关系的新特点始于 1995~1996 年左右。
    2、江瑞平：《中日经济依存关系“易位”》，《人民日报》 2004 年 7 月 13 日 。
    3、船橋洋一「日本＠世界」 《朝日新闻》 2004 年 5 月 13 日 。
    4、天儿慧指出：“目前最有效地改善日中感情问题的途径，就是小泉首相表示‘考虑各种因素，至少在自己的首相任期内不去参拜靖国神社'，然后在日中某一方实现首脑会谈。”（『 東亜 』 霞山会、 2003 年 12 月号、 11 頁。） 小岛朋之则指出：“如果（小泉首相）是基于坚定的信念，那么今后也尽可以去参拜靖国神社。但必须明确，要使此举得到中方‘理解'或‘不成为日中友好的障碍'则是不可能的事情。”（同上， 51 頁 ）
    5、朱绍文：《中日经济“合理性”互补》，《东方财经》 2004 年第 1 期，第 26~29 页。
    6、这位日本知名学者在一些文章和会议发言中多次提起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