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亡者都是“为国捐躯的英雄”，后人应该对其进行参拜。而且小泉在性格上“我行我素”，固执己见，全不顾中日关系大局而一意孤行。近年来日本国内出现“政治保守化”、“妖魔化中国”的政治氛围，则是使小泉有恃无恐、铤而走险的社会根源。近年来， 笔者接触到的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包括多位前驻中国大使，都明确表示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其中一些人士还直接力劝小泉停止参拜，但都没有奏效。

    目前中日政治关系的主要死结就在于小泉本人。假如小泉是在执意推翻中日关于历史问题的定论，那么这种行为注定要失败，其结果只能是继续给中日关系、进而也给日本自身带来损害。

    3 、政、官、财、学界缺乏抵制作用

    对小泉不顾中日关系大局的行为，日本政界表现出了束手无策和放任自流的姿态。以自民党“派阀政治”的衰退为背景，小泉在竞选首相时摆出了一副“硬汉”姿态，迎合了自民党基层党员中期盼“强人”出现的心理。再则，由于“革新”势力全面衰落，民主党的政策旗帜也不够鲜明，使得在野势力在小泉的对华政策严重倒退时未能发挥有效的牵制作用。

    近年来，日本对华外交的主管部门--外务省的两种变化影响着其政策的连续性。其一，在日本政治从“官高政低”走向“政高官低”的总体趋势中，外务省不断受到执政党和首相官邸的挤压，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被日益边缘化。其二，在外务省内部，“中国通”外交官们不断被陆续调离对华事务领域而在其他领域做着与对华事务无关的工作。

    在中日“政冷经热”局面下，本应对此最感焦虑、应苦谏小泉不要破坏日本企业在华经营环境的日本经济界，却保持着沉默。这与日本经济界在 1972 年促其政府尽早恢复对华邦交、 1979 年促其政府提供对华日元贷款时判若两者，也与美国经济界在中美关系陷于困境时挺身而出促其总统改善对华关系形成鲜明对照。

    日本经济界为何不能挺身而出，为改变“政冷”局面而努力呢？首先，日本经济界对“政冷”的危害性尚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对改善政治关系缺乏迫切需要。其次，日本经济界人士一般认为，经济界就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中日间的政治问题则应交由政治家来处理。

    然而，不少日本经济界人士已开始对日中政治关系感到忧虑。据一些日本人士说，小泉属于“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类型，只有到中日间的“经热”因他的行为而降温，日本经济界群起而反对时，他才有可能被迫改变其错误做法。

    日本的各种脑库、智囊人物以及利益集团也在对小泉的对华政策产生着不同影响。其中，政治、安全问题专家中对华强硬论者居多，而经济问题专家则大多反对把对华关系搞糟。近年来，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保守化、对华强硬化和亲台化倾向有了一定的发展。这种情况也使小泉不易听到促其改进对华外交的忠言和政策建议。

三、“政冷经热”下的中日关系

     近年来，中日间的政经互动出现了新局面。中方在对日政策上力求保持“政经分离”的方针，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采取了有限反应的克制态度，同时全面推动各领域的对日交流。与此相反，日方在对华关系上采取着“政经不可分”的方针，大搞“经援政治化”，动辄把经济问题与政治、安全问题相挂钩。

    之所以发生如此局面，主要是由于中日关系的基本状况和两国的基本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冷战期中方的优先目标是实现对日关系正常化，因而采取了“政经不可分”的方针。如今，发展经济关系在中国对日外交中的优先顺序得到明显提升。与此相反， 1972 年以前日本曾采取“政经分离”、“拒绝关系正常化”和“发展有限的经济关系”的对华政策。而今，鉴于中日民间层次的经济关系已能较少受政治关系的影响而快速发展，日本开始把政府间经济合作当作对华施加政治影响的手段。另外，目前中日双方对对方的定位也不尽相同。中国把日本视为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日本虽在口头上也说重视中国，但在实际行动中却远非如此。特别是小泉内阁，在追随美国、防范中国方面走得最远。

    在“政冷经热”格局下，中日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在政治关系领域，出现了“中方比日方更热”的局面。中方再三敦促日方从战略高度审视两国关系，回到三个基本文件的轨道上来。日方却避重就轻，在两国间政治要害问题上无动于衷。在经济领域，则开始出现日方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渐超出中方对日本依赖程度的“日方比中方更热”的趋势。

    小泉之所以执意“参拜”，与他估计中方无法采取令他“难以忍受的”报复举措有关。

    2001 年 8 月份参拜靖国神社后，小泉曾主动提出要求并匆匆对华进行了一天的“道歉之旅”。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惟恐当年秋季来上海出席 APEC 首脑会议时受到冷遇、在布什总统等人面前丢面子，因为那将是他“难以忍受的”。

    据说，小泉执意“参拜”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中方不可能因此而停止对日经济关系。然而，按照同一原理，即使中方拒不接受小泉访华，也不会给中日经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因为日本企业是为了赢利的目的而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的。因此，小泉的逻辑恰恰成为其本人在中日关系中被边缘化的原理。迄今为止，除小泉一人不能访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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