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用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在其经典著作《马丁·盖尔的归来：一个法国16世纪乡村的冒名顶替与身份认证》中的一段话来回答：“在此我提供给你们的，有一部分虽是我的虚构，但仍受到过去的声音的严格检证……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诉说着马丁的往事，因为这提醒我们，出人意料的事情是有可能的。即使对解读它的历史学家来说，它仍有完全的活力。我认为，我已经揭露了这段往事的真实面貌！”⑤
    此外，对于一些研究介入之前发生的背景资料，研究者需要根据间接资料和对于该地地方性知识的把握，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或者事件中的场景和内容做出有根据的推断和取舍。笔者认为，严格按照所要研究的问题或者事件本身的发展逻辑和所要研究的问题或者事件发生地的地方性知识建构一些相关的社会场景，即使这些社会场景并不一定和所要研究的问题或者事件发生时的真实场景完全吻合，但只要符合问题或事件本身的逻辑而不仅仅是建构的逻辑，就不会妨碍对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比如：对于一个乡村社会中几乎众口一词的事件来说，资料收集工作还要特别当心是否已有意无意地排斥记录事件场域中的不同声音，即所谓的“否定证据”。另外，资料搜集绝不是对日常生活中某一事件或案例的照搬照抄，来源于生活但同时高于生活，这样的事件或者故事才更具有典型性。但是，为了保持所研究事件的真实性，还是应该最大限度地保持不同的原始资料（口述实录和录音资料）中相互抵牾、甚至冲突的地方。
    第二步是检查故事内容或访谈资料的有效性。以访谈为主的方式收集资料往往比较庞杂。为了能够突出研究中的某个主题，研究者必须对其中的一些资料进行筛选、摒弃。就是说，寻找那些可以将本研究田野笔记中的资料连接成一个叙事结构的关键线索。叙事线索的寻找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因为每个事件中都包含了很多的叙事线索，每个新的叙事线索都可能造成叙述结构的重新编排和调整，可能带来一次新的文本阐释机会，也可能为我们打开一片新的视野。在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很多的资料都是访谈者与被访者合作完成的一种话语文本，都是由社会大众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记忆而形成的片段话语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访谈资料往往会因为被访者的不同人生经历、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理解和表达能力所造成的不同记忆亮点以及有意无意的遮蔽而走形——夹杂了许多被访者的记忆错乱和依照个人兴趣的“添枝加叶”。人类学深入访谈要想把它们整理成一个独立出现的故事，就必须对收集到的所有资料进行细致的划分，把所有资料详细地进行消化、分解，不断地在资料中寻找反复出现并串引整个故事的关键线索。
因此，要想保持资料的效度，研究者就必须注重理解并解释被访者赋予的访谈资料（话语）的意义。这其中包括被访者赋予的这些资料的意义，以及这些资料和被访者的行为对研究者而言的意义。格尔茨主张在面对复杂而又含混的文化结构时，首先掌握它们，然后加以转译。这种掌握是以被访者的概念系统来完成的。研究者要进入被访者的日常系统中去，“必须以他们用来界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事的习惯语句来表达”；⑥ 然后再将所得信息“转译”为社会研究的语言，对此信息的意义给出解释。从意义的角度来说，首先是要了解它对于被访者而言的意义，然后才能够考虑研究者的意义情境。此外，研究者还要关注访谈发生的场景，因为被访者同样赋予其以某种意义，并且该意义与被访者赋予自己的叙述的意义是存在着某种联系或一致性的。⑦
    第三步是检查访谈资料内容的真实性。调查资料只有借助一定的语言形式才能表述出来，而调查资料一旦转换成文本表述，那么歧义就在所难免，要想在访谈资料中完全客观地反映事件的“真相”是非常困难的。另外，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发生过的事情总是客观地存在那里，只要掌握了充足的资料就可以了解事情的真相，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叙说和对真实的理解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动态的互动关系。故事化的叙事往往会在展现事件的某个部分的同时遮蔽和置换另外的也许更为重要的某些部分，因为只要是具体的人的叙述，就会有叙述者不同的选择、增删、解读（包括误读）和诠释。当局者迷，旁观者未必清。无论身处局内还是局外，人们永远只能看到局部的真相。人类学深入访谈资料整理工作的重点要区分两种真实：一是表述的真实，二是行动的真实。虽然这两个层面的真实都是客观存在的，但作为以问题或事件意义阐释为主要内容的人类学研究来说，形成分析结论的访谈资料却只能属于第二个层面。虽然不能否认在人类学深入访谈中也会出现被研究者撒谎、隐瞒事实或试图进行自我辩解的情况，但是，很多时候人类类学深入访谈可以借助对其他相关当事人陈述的事实进行相互的验证，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混淆“两种真实”的危险。
    三
    尽管深入访谈的方法相对简单和易于掌握，但是，每次深入访谈所面临的情况十分复杂。因此，必须对现代人类学研究中的深入访谈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些具体操作程序和步骤做进一步的说明。
    访谈地点的遴定。一般认为，深入访谈的地点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访谈者能否顺利进入研究现场，能否充分搜集到合用的素材。笔者认为，对于深入访谈，特别是针对一些隐私问题进行的访谈来说，研究者最好选择相对熟悉或者至少在其中生活了一年以上的地方（比如研究者自己的家乡）进行。这样选择的一个最大好处是能更多地通过体验的方式来获取资料。当然，如果访谈提纲设计完善，研究者又有经验，完全可以把隐私屏障的影响程度降低，但无论如何，这个屏障是不会消除的。这时候就需要研究者通过体验的方式感受被访者生长的环境，体验被访者的经历以及所思、所想、所为。另外，相同的地缘、相同的成长背景、相同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可以使访谈者准确、迅速、深刻地领会和理解被访者土话、俚语中的内涵。比如说起民风、民俗、民谚时，如果没有良好的“地方性知识”储备，那么访谈者肯定会一次次失去绝好的深入获取资料的机会；再比如当被访者无意中说起社区内某某人的故事时，如果访谈者并不熟悉情况或者在当时就追问起来，很可能会打断被访者的思维连贯性。
    访谈主题的确定。很多人类学深入访谈都是围绕某一个事件或者案例展开。在这里，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访谈的事件有没有代表性。也就是说，选择了这个事件，可能说明了这样的问题；如果选择了另外一个事件，分析和阐释起来可能又会是另外一码事。笔者认为，对于深入访谈来说，绝大多数访谈的旨趣显然不在于理论的抽象或规律的探求，而在于对事件本身文化意义进行充分的阐释和解读。因此，某一个特定的事件是否会在日常生活中再次出现（是否具有代表性），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具体到一些敏感问题，访谈者关注的重点往往是在这起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力量、各种因素纷纷登台亮相，展示自己，从而呈现出关于社会结构的动态图景。所以，对于很多敏感问题的访谈来说，事件是否具有代表性不是访谈者要考虑的问题。当然，如果有人坚持质疑，此类访谈将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同类事件的真相和全貌，我们可以借用维特根斯坦所称的“家族相似性”来回应：在这类访谈中，事件的个体化呈现好比分支众多、世代交替的家族中的某个个人。人们可以说此人的长相和叔叔有几分相似，也可以从他的面容中找到舅舅的轮廓。作为家族相似性的示例，读者可以不受事件的具体内容的限制，展开人类学的想象力。⑧
    访谈对象的划定。在深入访谈中，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敏感话题，被访人很可能表现出不配合或者不理解的态度。有鉴于此，访谈对象的选定最好遵循亲缘性原则。首先，访谈对象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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