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即所谓的“忠恕之道”，亦即实现“仁者爱人”的途径和方法。可见，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是人之为人的基础，而“立人”、“达人”和“勿施于人”才是改善社会道德氛围的良方良策，而这一切都以立于礼、合于礼为先决条件。在个人实现其本质，即做人成圣的过程中，礼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孔子将“仁”的实践与“礼”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得“礼”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又具有道德上的必要性。因为在孔子看来，“礼”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行为规范，更是一个人实现其价值本质的内在基础，亦即人之为人的前提。孔子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在他看来，“礼”“乐”不过是“仁”的外在的表现形式，对于个人来说，内在的“仁”才是真正的人性核心和根本。礼乐追根溯源也应是发自人心的内在情感，对孔子来说，礼乐的真正意义就是正人心。凡是“仁”的即是合于“礼”的，凡是符合“礼”的也就是“仁”的。所以，失去了“仁”这个内核，礼乐就不成其为礼乐，而只是一个无用的空壳，这样的礼乐也绝不是孔子所努力复兴和弘扬的礼乐。据此，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构建了以“仁”为核心、以“克己复礼”为重要内容和实践途径的模式，用道德修养牢固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将道德伦理作为建设国家政治的基础，并使其道德教育思想最终走向了政治化的道路。

三、“为政以德”——孔子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和政治化转向

在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中，“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内涵，“礼”是为人成圣的基本路径，而其道德教育思想的最终目的却是为其政治思想服务的。正如孔子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如果君王能够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那么，“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因此，教化民众，使之守礼做人，也就成为孔子以“仁”为本的道德教育思想的最终的政治性目的。因为孔子所理解的人的存在不仅仅是道德性的存在，更是政治性的存在。如孔子“君子、圣人”式的道德理想人格的设计和“超凡人圣”的道德实践基本上都内植了“礼”和“仁”的基本精神。而按照孔子的说法，礼的核心就是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式的、有着严密等级秩序的社会系统。孔子的以“仁”为本的道德教育思想贯穿着“仁”的精神，以亲亲为基点，以忠君和爱民为归宿。显然，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的终点还是服务于其政治思想的。“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是几千年来儒家学派做人的基本信条，儒家经典《大学》所提出的“修齐治平”的实践方式正是对孔子道德教育思想“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的最好诠释。

在孔子看来，“政者，正也”（《论语·颜渊》）。政治的目的就是教化民众，使其“正也”，即使其行为合乎礼义的要求。对君主来说，实行“爱民”政策，教化民众认同其统治．是其治理国家的有效途径；对君子这类知识分子阶层来说，通过道德教化“立于礼”，直到从政事君、兼济天下，是其做人的基本途径。这样一来，道德教育就把政治理念与个人修养巧妙的结合在了一起。但是政治毕竟不是伦理道德，它不会因为被道德美化过而从此服从于道德原则。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带给人们的无疑是对政治完全失真的认识，政治中原本存在的赤裸裸的利益阶级冲突实质被掩盖在了温情脉脉的道德光环之下。孔子站在“人之为人”的道德哲学高度来观照政治问题，将政治理念嵌于可操作的道德准则中，这不仅使得道德教化具有实践意义，同时也使得政治获得超越意义，并为后期儒家学说的意识形态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总之，孔子以“仁”为本的道德教育思想企图通过“仁”的教化来实现政治统治的思想理路忽视了伦理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巨大差异，但其道德教育思想中有关君子道德修养的方法仍然在中外道德教育史上绽放着夺目的光彩。对于道德价值被经济理性严重冲击的现代社会而言，这种道德教育的可操作性值得道德教育研究广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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