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的酷刑的折磨以换回皇帝一人的放心驱使的太监集团。阉割是生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经过阉割的太监，往往有更多的接近皇帝、讨好皇帝的机会，所以也有掌握大权的机会。而一旦掌握了实际权力，太监便会把他们的心理阴暗一面疯狂的发泄出来。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代往往就是太监掌握大权的时代，东汉的“十常侍”、明朝的魏忠贤等等，他们一旦位极人臣，那种由生理缺陷引发的心理畸形就会以非常的手段表现出来，他们往往把世人作为仇敌，无所不用其极的发泄他们的畸形心理。中国历史上很多文化人饱尝太监的迫害，但是他们控诉的对象都是直接指向“某阉”，魏忠贤叫“魏阉”，就是没有人控诉那种把正常人变成太监的制度。　　另一种反人性而且长期存在的现象是妇女缠足。缠足的起源，一般认为在南唐李煜统治时期。南宋张邦基的《墨庄漫录》一书中记载，南唐主李煜有一宫女，曾以帛缠足，使其纤纤如新月，“回旋有凌云之态”，从此缠足开始流行。19世纪，一个西方人布莱森夫人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国的儿童生活》，其中记述了中国的妇女裹脚：“裹脚时先将带子的一端放在足背下，然后缠住四个小脚趾，裹到脚底下，用另外一根绳子将脚后跟与拇脚趾拉紧靠近，在脚底下留个缺口。缠完时，带子的头就被牢牢地压住，这样过一两个星期。此外还要不时地更换新带子，但动作要迅速，否则的话，血液会在失去知觉的脚内重新流通，那痛疼是无法忍受的。”（见《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现在我们不难找到缠足之后的小脚的照片，还有小脚的X光照片。缠足就是把四个脚趾都缠进脚板下面，活生生的把脚缠成尖削形。给小脚女人准备的鞋子，都是畸形的尖头小鞋。太监的阉割是为皇帝而阉割，女人的缠足则是为男人而缠足，女人的缠足，就是为了满足男人的驾驭心理与畸形的审美心理。而承载着中国文化传承的使命的中国古代文人，大多数并没有对这种非人的社会陋习表示不快，相反，他们往往怀着一种畸形的审美眼光，从毒瘤中发现艳若桃花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赞美过“小头鞋履窄衣裳，天宝末年时世妆”。清代的李渔则更加猥亵地赞美小脚：“瘦欲无形越看越怜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抚摩，此用之在夜者也。”为了男人地“用之在日”与“用之在夜”，便教整个民族千百年的妇女从六七岁开始忍受裹脚这种非人的折磨——仿佛妇女天生就是来给男人“用”的——而这些以道为使命而自得的文化人，居然大多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只有极少数人对缠足曾发出过抗议的声音，清朝张宗法在《三农纪》中从人道主义儒学的角度批评裹脚的恶习：“人赋鸿濛，万物皆备于一身，得天地之气生，受四时之法成。然贵贱虽殊，其宝命一也。仁者补之，尤恐招损，今俗尚缠足，堪伤天地之本元，自害人生之德流，而后世不福不寿，皆因先天有戕，此语可为智者道也。”然而他对此也无法阻止，只是开了一张药方以减轻裹脚的痛苦。裹脚的陋习，直到清朝灭亡，才逐渐消失。 　　像太监、裹脚这些制度、陋习，是和整个中国传统文明联系在一起的。要谈论中国文明，无论讲得怎样玄天玄地，博大精深，都无法绕开太监、监狱、酷刑这些制度，无法绕开缠足、吃人、贞洁牌坊这些现象。中国文明已经和这些恶习融汇在一起，难解难分。而且，这些恶习背后的思想观念，至今也仍然没有断根。对一种文化，我们不仅要问它给人们带来了什么，而且要问它使人们避免了什么。它使人们避免了什么，也就是它的道德底线守卫到哪个层面。在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经典中，并不乏那些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教诲。《论语》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也就是说，马厩烧掉了，孔子只问伤到人没有，在孔子的心目中人的价值是更高的。孟子向诸侯国国君宣扬的都是修德爱民的理论。儒家的原始思想达到了牟宗三先生在《历史哲学》中所说的：“中华民族之灵魂乃首先握住‘生命’者。因为首先注意到‘生命’，故必如何注意到如何调护生命，安顿生命。故一切心思，理念，及讲说道理，其基本义皆在‘内用’。而一切外向之措施，则皆在修德安民。”但是，衡量一种哲学与衡量一种文化不同。衡量一种哲学主要着眼于其理论的博大精神程度，着眼于其智慧精华的含量；而衡量一种文化则必须以历史的眼光，去观察这样的文化形态支配下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观察这种文化支配下的制度建设与生活模式。因此，我们不能以历史的“理想”的理论去替代历史事实，不能用哲学上的智慧精华去掩盖历史的糟粕。中国传统文化诚然有太多太多“注意到如何调护生命，安顿生命”的内容，但是中国历史却发生了更多更大规模更长期的践踏生命、蹂躏生命的事实。牟先生认为，“西方以智为领导原则，而中国则以仁为领导原则。见道德实在，透精神实体，必以‘仁’为首出。”但是对比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从战争的频繁、惨烈程度，从屠杀的规模、手段，从各种各样社会习惯的荒唐、残忍程度，根本不能体现出这个每一本书上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国度比别人多处一丁点的仁义道德来。相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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