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必须看到对于虚拟生活的各种形式的夸大性宣传中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网络文化自我中心主义。例如，许多人声称：十年后虚拟实在将成为性抚慰的主要手段，令人兴奋却又安全可靠。 但实际上，网络空间有一种固有的双重性，即尽管虚拟身体为各种新的虚拟活动提供了机会，但虚拟身体无论有多完美，依然不能替代真实身体的体验。而且这种虚拟身体与真实身体的冲突还会带来一些新的压抑形式。其中最主要的压抑是，网络空间的匿名状态在不断地诱使人们进行一些“不为人知”的反社会行为，如非法入侵他人电脑，偷看他人邮件等，而这些行为的最大危害是使人们处于罪的快感和悔恨交加状态。简言之，网络空间是不得不打开的潘多拉的魔盒，如何对待真实和虚拟始终面临两难抉择。 　　与此同时，加强虚拟生活与真实生活的联系是未来网络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电子商务、真实社区的互助服务和公共参与都需要真实与虚拟的连接。从交往的角度来讲，网络可以使人们在真实社区中的联系更为紧密，而这不失为消解现代科层制度和都市生活隔膜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避免过渡网络沉溺的一种方法。但是，我们在此不愿意勾勒出某种乌托邦的前景，因为我们不能断定在社会服务体系完善的现代社会中，地理区域上接近的现代人真心愿意扩大相互交往。这显然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不同情况下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无法作出臆测。 　　此外，我认为，应在一定程度内容忍网络空间的无序性和网络文化的消极性。由于在网络空间中身份具有流动性，传统的规范伦理模式不再完全适用。在虚拟生活中，除了最基本的不伤害原则外，其他所有的伦理规范都需要通过商谈共识模式形成，因此虚拟生活的无序性是网络文化必经的一个发展阶段，伦理规范就是在人们对无序性感到难以忍受时开始为人们所直觉，再由讨论达成的共识。使此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即便真实世界中的权威机构不能容忍某些网络空间的无序性，如网际反社会言论，也未必能够及时有效地制止。从这种角度来讲，网络的确改变了权力合法性的来源，社会总体权力结构仍保持至上而下的宰制性特征的同时，附加了一种逆向的自下而上的草根性。但显然，这种草根性是离散的、块茎状和游牧部落性的，即便能够在微观上形成某种整合性的民主机制，它也未必能够超越其有限的视界，故我们对网络空间在总体上整合无序的能力也不作乌托邦式的想象。说到网络文化的消极性，我们应该容忍的原因是所谓积极和消极是相对的，其后果因人而异，并无绝对的标准，除了对于极端反社会和违背社会公共道德规范的必须加以限制外，对于一些不甚积极的内容则应持宽容态度。这一方面是现实经济利益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则体现了现代社会对个人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的尊重。简言之，我认为，消极性和积极性是十分复杂的，对于大多数虚拟生活的积极性和消极性的判断应该由个人通过批判和反思之后作出伦理抉择，而不应完全依赖于外界作出的是非判断。为此，需要使网络文化成为一种具有批判和反思性向度的文化。 　4. 建构批判和反思性的文化 　　网络空间是一种技术－文化现象，从建构理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社会文化建构技术与技术型塑社会文化的并行互动过程 。简言之，网络空间如何发展、虚拟生活如何进行，取决于相关利益群体的选择，应该倡导一种参与式的网络文化。网际存在由电子书写建构，网际交流完全依赖于语言的沟通，但由语言和符号的交流到建构具有批判和反思性向度的文化还是有很长距离的。建构批判和反思性文化关键是要有批判和反思的态度，而大多数人宁愿选择没有深度的无反思的生活。因此迫切需要有人思考“如何选择一种更好的虚拟生活”，以引发普遍的关注和讨论。 　　在网络时代，建构批判和反思性的文化的核心任务就是对网络文化本身进行批判和反思。显然，这种批判和反思应以大众为本位，故其主要任务不是去代替大众思考而是让人们自己去批判和反思虚拟生活。因此，在此过程中的思想者不应再以立法者的立场去为大众规定何谓积极的虚拟生活，而只能以某种阐示者的态度说明自己的诠释及前提。这样的诠释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去蔽”功能，即它使人们看到，原本只是不假思索地接受的诸多生活安排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批判和反思性文化的功能是减少网络知识权力结构对微观生活的压制。这种压制往往通过调动自我的欲望使自我不能自拔，是一种尤为隐蔽的控制方式，而最终的受益者是知识权力结构中的优势群体。对此，我们不想开出马尔库塞式的“大拒绝”之类的乌托邦处方，但坚持认为需要一种使人们对此有所领悟的“去蔽”，即揭示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利益分配和权力格局。我认为，作为文化建构能获得这样的功效就足够了。批判和反思性的文化建构有时候也需要某种程度上的集体行动。一般来讲，作为文化运动的集体行动是象征性的，以意愿的表达为主要诉求，这种集体行动一般是自愿的和有限目标的，而不是缺乏反思的原教旨主义的和圣化的，其形式自然也大多是非暴力的。在集体行动中，如何明晰地表达立场无疑尤为重要，只有明晰的表达才可能使知识权力结构作出象征性的妥协，同时也能够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知识权力结构所作出的妥协是有限的。 　　进一步而言，批判和反思性的文化建构为微观生活政治的展开铺平了道路。当人们通过反思和批判理解网络知识权力结构的真象之时，就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力量，它会促使网络知识权力结构改进其宰制方式，人们则进入新一轮的批判和反思活动中。简言之，公众与网络知识权力结构是一种“生态”关系下展开的进化序列，两者间存在一种文化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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