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主义以巩固其权威性，而更应该为增进积极的文化消费作出应有的努力。 　　如此呼唤责任原则也有某种理想主义甚至乌托邦的成分，但是，我们的确已经生活在一个伦理在最终依据上受到挑战的时代，可愈是如此，对于责任伦理的要求就愈为急迫。 　2. 走出公共电子牧场的悲哀 　　网络是一种公共资源，而人们对待公共资源的态度往往不甚明智。人类生物学家盖瑞·哈定〔Garret Hardin〕将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公共牧场的悲哀”。 　　“公共牧场的悲哀”这个典故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那时，大多数村庄的边缘都有一片“公共牧场”。附近的村民可以在上面放牧。如果他们能够明智地使用这些共有地，就可以逐渐增加自己的财富。但是，人口增加以后，出现了过度放牧的现象。虽然这种行为对大家都不利，但因为公共牧场没有人进行管理，人们仅从自己的立场进行盘算，他们只知道谁增加牛只，谁就多得一份利益，而只分担公共利益的一部分损害，结果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高利益的同时，毁掉了自己的长远利益。最终，群体在公共牧场的行动自由，使群体利益遭到毁灭性破坏。 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上，每天都在演绎着这样的悲剧。 　　在网络空间中，这种“公共牧场的悲哀”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谈到网络版的公共牧场，我们也许会立即联想到网络带宽有限：如果每个人无限制地接入网络中下载或发送大量的资料，对个人来说是回报性的选择，对集体来说则是灾乱性的。但这种现象可以由下载速度进行调节，除了个别的信息滥发行为外，没有太多规范的必要。实际上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网络空间中的文化氛围，或者说所谓虚拟生活的“民风”。 　　首先是信任问题。由于虚拟生活可以匿名进行，这对人们的信任关系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全球电子链接WELL上，一度有人要求以匿名（仍然保留某种与身份相联系的签名）的方式召开网上会议，结果如同玩游戏一样，参与者以一种邪恶的方式开始讲述关于对方的故事，彼此相互攻击。虽然人们最初接受了这种攻击，但当有人建议以不签名或仿冒签名的方式进行时，遭到了大家的拒绝，而且会议进行了两周之后，人们纷纷要求管理部门中止会议，因为会议上人们的破坏性太强了。WELL的创建者斯图尔德·布兰德（S.Brand）说：“人们之间的信任被破坏了。毁掉容易，重建难。” 从心理学上讲，网络上的信任缺失会给许多人造成伤害。显然，尽管人们在网上都是在使用虚拟的假面具与他人打交道，但是鉴于人们的人格气质和自我控制能力各不相同，蓄意的欺骗往往更容易击中轻信者，给他们造成极大的伤害。毋庸置疑，如何在虚拟生活中适当引入信任机制对于提高虚拟生活的质量是有一定意义的。 　　其次涉及信息内容和交往方式。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虚拟性，使得许多人将网络视为猎奇与宣泄情绪的场所和寻求隐秘嗜好的同道的途径。毫无疑问的是，商业化运作的网络公司及时地抓住了人们的这种文化消费心态，为了留住网民，在网络内容上追求流行化、花边化甚至庸俗化，网络和传媒对网络交往的宣传也有很多言过其实之处。其中许多内容很难说是积极的文化消费。这就是网络的传媒运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网络信息内容被视为网站的馈赠，既然是馈赠，内容的质量就被放在第二甚至第三位考虑了，这种情况在个人网页的情形中也同样存在。至于网络中的交往方式，一种容易被接受的立场是，不管是何种关系，只要两相情愿就可以进行。但这些关系并不仅仅影响到相关人，一些不良的关系模式容易在网际广为传播。根据这些分析，我们看到使网络信息内容和交往方式变得更加健康和积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文化战略，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作为一个后发民族国家，如果在网络文化上没有自主意识，没有一种建构健康的网络文化的勇气，难免会遭遇新的文化认同危机。简言之，现在流行的消费性的网络文化是具有一定的腐蚀性的。对于中国来讲，在娱乐性的消费之外，还应该寻求一些有益于提高国民素质的发展路向。这项工作的职责主要不在国家，而在于网络信息企业和广大的知识阶层。 　　3. 适度保持虚实之间的张力 　　虚拟生活中的失范现象，使一些人认为应该完全以真实世界的伦理规范来制约虚拟生活，但这实际上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的虚拟生活自有其价值和意义，重要的是如何建构一种网络文化氛围，使人们在虚拟与真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要在虚拟和真实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首先应该消除虚拟生活的神秘性，鼓励网际探索。信息浏览能力和对虚拟生活的了解已经成为人们理解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允许人们依据个人的兴趣在网际浏览信息和选择各种形式的虚拟生活。随着网络的发展，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是，虚拟生活将成为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将会以网络作为他们学习和扩大交往的工具，同时，网络交往会随着人们的网际经验的增加而自然形成一些基本的规范，而这是我们难以预见的，故对于虚拟生活我们应该持一种开放立场。显然，这种开放的立场也应该是审慎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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