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不得不作的 “基设”，但港台新儒家宁可以之为在自己生命之内发出的直接呈现。 而世界伦理宣言所要求的恰正是人的内在态度的转变，不能只满足于 1948年签署的人权宣言那样的法律文件。那么儒家式的进路有其殊胜 之处，也就不言而喻了。本但孔汉思指出，这是一个“典范转移”的 时代：它不再是一元独霸、西风压倒东风、或者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 而是多元互济、交流对话的时代。这并不是要人不再追求真理，放弃 自己的信守，而是在建立了自己的终极关怀之后，还要采取一种开放 的态度。这才能使各人植根在自己的基础上，不为自己的成见所拘， 不断作自我的扩大，以指向于终极的真理，追求存在与价值在现生的 进一步的具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克服文明冲突、免致地球毁 灭的希望。 而学者沟口雄三由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作为史家，他认为日本之现代化速度远胜过中国决不是偶然的结果。日本富 于竞争精神，效忠天皇，并没有真正的天下观念。但西方式的竞争模 式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再持续下去会产生毁灭性的结果。以此他认为 二十一世纪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传统中国文化天地万物一体的襟怀，与 调和共存的做法。有人乃至以为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中国人的世纪。但 我对此有很大的保留。传统中国天人合一的理念固然有环保的意涵， 但1999年3 月1 日《时代》（Time）杂志报导，当今世界最污染的城市中国十居其九。而中国传统调和共存的智慧要不能阻止海峡两岸的 热战，那又有甚么用呢？故我要呼吁回归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睿见，光只说一些漂亮的空话是没用的，只有真正按着理念行事，由身边做起，才能造成海峡两岸的双赢局面，并促进世界的和平。这就是我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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