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起过人们精神鸦片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是通过激起人们普遍的罪感意识，来设置一道确保人类底线伦理的森严的防火墙。

    具体到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似乎一开始就没有很盛的罪感意识。殷人敬天崇帝，但主要为了祈求福祉 。周人的宗教改革把天和帝虚化，代之以世俗的德行，罪感意识就更淡薄了。但是这不是说先民没有罪感意识。孔子云：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墨子》有《天志》、《明鬼》诸篇，我们从中能领略到当时人们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以及作了出格的事情后的负罪感和忏悔心。

    在中国文化中，罪感意识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潜意识存在于民间的原始宗教、巫术和迷信中。佛教传入中国后，这种意识便借佛教之躯还魂，这就是因果报应思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了伤天害理的事，会遭报应。这种报应分几类，现世报应：为非作歹者不得好死，会遭天打五雷劈；死后报应：作恶造孽，死后会下地狱，那里有牛头马面等着你，有无数阴森恐怖的惩罚等着你；来生报应：行善者来生做人、做贵人，作恶者来生为畜生。在这个巨大的因果链条中，一切善行和恶行都无所逃匿。冤孽这辈子饶过了你，下辈子、下下辈子也会找来。

    中国文化中的另一罪感意识出于对名的维护。在古人看来，名是人的生命的延续，甚至比生命更重要。生时可以仗势欺人，无法无天，但谁能保你死后的遭遇？所以人怕留骂名于后世，怕遗臭万年，怕死后人家刨他的坟；所以有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

    这种宗教和道德意识维系了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底线：人因为背负不起心灵的十字架而不敢亵渎基本的伦理价值。否则人们就恐惧，就内疚，就有负罪感，就要忏悔。罪感意识就这样在我们的人格深处构筑了一道防线，从而保障一个民族基本上能按文化和价值标准而行。

    但是现在，这种价值意识也处在明显的消亡之中！



    四



    导致中国文化的道德底线行将崩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就开始关注中国的道德和价值危机。主流话语对这种危机的分析可以归为四类：（1）四人帮或文革的破坏；（2）、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3）、改革开放或市场经济带来的；（4）、社会的现代转型导致价值的失范。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说法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深究起来，问题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 。

    四人帮，或者更深一点说，十年文革把人心搞乱了，把文化搞乱了，这没错。但四人帮难道是天外来客，文革难道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特务秘密烧起来的？四人帮这类人物、文革这类政治运动为什么只在并且总在中国当代这一特殊的时空存在？还有，为什么文革结束二十多年，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我们难道不应该检讨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的社会基础和民众基础吗？

    把价值危机的根源归诸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多半是一个望文生义式的想象。究竟西方资产阶级的哪些文化在哪些方面怎样影响了我们？那些被认为是西方的东西真的是西方的吗？以常见的几个说法为例：

    （1）、个人主义。 摧毁我们的道德基础的究竟是任何文化中都有的（在中国，当然是中国本土的）私利行为，还是西方所谓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我们知道，私利行为具有普遍性，而Individualism则有特定的含意：它强调个人是社会的基础，鼓吹个性解放、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得到保护与尊重等等，这显然与我们所谓个人主义相去甚远。因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践踏底线伦理的极端非道德行为，其特征是，根本不把他人当人，何谈尊重他人的个性、权利与尊严？

    （2）、利己主义。西方的利己主义（egoism）也有特定的含义：利己或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与权利，因此每个人都有权争取和维护自己的物质利益。这里的关键是每个人，即人人权利平等，你在利己时不能妨碍他人利己，不得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但是中国的利己主义（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不同，它的典型形式是：谁有权谁为自己捞，谁在位，谁当权，谁就牛；不在位，没有权的就是孙子，这是我们特有的强权政治式的利己主义而不是西方的egoism。

    （3）、金钱至上。金钱至上的确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特色。但所谓金钱至上，主要是指一切都商业化，一切都成了买卖关系，一切都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而商业化的前提又是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维系市场规则的则是完整严明的法律体系。还有，商业舞弊不但要负法律责任，还会失去道德信誉，而无信誉者在市场经济占主导的社会里是无法生存的。然而，我们社会中的金钱至上，恰恰是践踏法制、无视公平交易原则、破坏市场机制，不讲信用，恰恰是官僚特权以及与官僚特权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歪门邪道作崇。所以，西方的金钱至上观念并不是导致我们价值危机的根本原因。

    当我们把道德危机的根源归诸西方文化时，我们实际上是在用冷战思维思考问题，把一切不符合我们想象中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现象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头上。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虚构一个没有西方的西方。我这里决不是为西方文化辩护，而是反对不负责任的望文生义，忘了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和社会作深层的检讨，忘了我们自己的权力和责任，误了中国文化和价值建构的大事。

    把问题的根源归诸改革开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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