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的发展，他们势必要进入两头受气的境地，一旦为了村民的利益而损害自己和家人利益的时候，普遍的抗命必然难以持久，而换汤不换药的村政权，才能顺利地活下去。

    在某些学者看来，村民选举无论有多少弊病，但毕竟是一件好事，通过选举，中国的农民可以学到民主，实践民主程序，作为实现民主的初步尝试，中国政府的这种举动是应该受到赞许的。然而，奇怪的是历史总是会出现某些相似，对现代史有些了解的人，也许不会忘记，在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曾经大规模地推行过村民选举，那时叫“大选”（跟美国人选总统一样），几乎每年都搞，每次选举都要经过广泛而深入的组织和动员，剧团演戏，宣传队上街，工作队深入农民家的炕头。为了适应比现在文化素质更低的农民，根据地创造出豆选法、画圈法、画点法、烧洞法、红绿票法、投纸团法和背箱子和乍胳臂等五花八门的投票方式。显然，当年主持根据地的共产党人搞选举并不是装样子，否则用不着费如此大的心思，年年投入非常大的人财物力。抗战八年，根据地选举至少进行了六、七年，学习的时间应该说不算少了，但全国解放以后，人们并没有发现老根据地的人要比其它地区更富有民主意识，更懂民主程序。

    现代社会的民主毕竟是一种需要与相应的社会进步配套的制度操作，它要求人们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同时还要求人们拥有起码的现代意识。中国的民主实验不在城市居民中搞而非要拿到农村去，无论如何都是让人看了感到别扭的事情，非要追求这种少慢差费的效果，如果不是别有深心的话，那么至少说明设计者的头脑有些问题。

    中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特别是史学传统的国度，每当路有些难走的时候，我们的先人总习惯于回顾史以求鉴今。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眼睛向外，向前，其实有的时候，回过身来看看也不无益处。承认和尊重乡村自治，无疑是中国的古代制度的一种传统，为此，中央政府不仅将政权机构只设在县一级上，有时甚至还有意识对胥吏下乡做出种种限制（清代）。只要乡村能保有完整的自组织系统和能力，国家就可以以非常小的行政成本维持安定的局面。自秦汉以来，涉及农村的政治改革并不太多，从王莽的新政到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无论动机如何，凡政剧事繁者则败，政宽事简者必成。原因就是在前现代的国度，行政手段和技术有限，官吏的专业化技能比较差，行政素质低下，又缺乏必要的监督（监察体系过于单薄，而且还受到各种牵制），官员的贪婪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约束，而对于大量行政事务所赖的胥吏，由于身份的低下，道德约束往往并不起作用，因此，在制度设计上，行政程序越烦琐，官吏下乡的机会越多，只是会增添些中饱的可能，而于实际的行政目标反而越远。北宋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设计不可谓不精妙，但“青苗”、“保甲”诸法不幸有了太多的程序和烦琐的手续，因此注定了这场怀着理想主义初衷的变法，势必要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失败。所以钱穆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一部分是行政技术上的问题。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虽然中国也有了大量的电脑和无所不在的网络，但县级特别是县以下的行政系统绝大多数依然技术落后，行政操作其实比老祖宗也强不了多少，在监督方面甚至比传统社会还要欠缺。至于官员的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如何，不用我说，相信大家都心明肚知，包括那些反复强调干部的大多数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人们。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些似乎是想要将农村的事情办好的人，还是非得容忍如此庞大而且越来越见肿胀的行政队伍在中国的乡野上纵横行进？事实已经无数次地告诉了人们，仅仅靠行政杠杆根本撬不动中国农村这块巨石，不恢复起农村原有的自组织能力，农村的事情就不可能办好，而农村的自组织能力只能靠农民和农村社会自身的力量一点一滴的复原，才有可能真正具有力量，外面和上面的人们，无论有多么着急，怀有多少恨铁不成钢的好心，所能做的其实只是引导和教育。农村的事情，归根结底只有农村的人和那些乐意将自己变成农村一分子的知识分子才能办好，乡村的自治说到底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农民自己实现的自治的形式是民主还是别的什么，也只能随他们的意。利用大规模的行政干预和采用准运动的方式推行“村民自治”，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官治”。

    最后补充一句：逼民民主和逼民致富虽然一个招人爱一个招人怨，但本质是其实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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