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是国家政权的，在一次次的运动中，为了贯彻国家的意志他们基本上顾及不了多少农民的利益，而由上面发起的运动造成的不良后果，却要由他们来担承，原本就缺乏文化威权的农村干部的威信只能随着一次次运动而下滑。如果不是国家“专政机器”的后援和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灌输造成的国家崇拜的支撑，很难想象这些人还能不能支配得了农民。

    以大包干为标志的农村改革，虽然说不上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但的确使得农村回到了跟合作化以前相类似的状态。大包干一举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也拉动了以后城乡的一系列改革，但大包干的确使得农村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权力的真空，这种真空主要是技术性的，土地承包之后，原来公社系统的干部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管事，原先习惯了的一套领导方式突然之间没了用武之地，农民从事事有人管一下子变成了凡事没人问。在改革开初农民兼顾集体事业的热情，随着对于担心政策变回去的忧虑渐渐消淡，一些农村的公益事业的确处于荒怠的境地，在80年代中期，虽然农村里的新房如雨后春笋，但桥梁道路和村里的卫生状况却差了许多。当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的某些忧虑，实际上也有几分道理，只是这种道理是建立在根本无视“世界上最大的问题”——老百姓的吃饭（毛泽东语）上面的，所以与无理同。然而，对于国家政权而言，最大麻烦在于，农村经过几十年的集体化，等于是又逐渐地回到了解放初的状况，国家不得不再度面临与分散的农户进行交易的局面。一时间没有别的办法，国家在农村粮税的征收，土地以及河渠山地的管理，教育和社会公益的延续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只能依靠行政体系来实现。随着这种“国家事务”日益繁多，在大包干初期门可罗雀的农村干部不旋踵就忙了起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农村的权力机构有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含金量，而原来的一套意识形态道德控制的失效，使得最后一点阻止干部利用手中权力牟利的约束也荡然无存。人们突然发现，农村中的权力资源具有了空前的吸引力，村长、支书、会计甚至村民小组长都可以从日益增长的提留中分到一杯羹。农村中的乡镇政权也水涨船高，象吹气式以十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速度的膨胀起来，一些单靠吃农业饭的县城，机构膨胀的速度甚至比乡镇还快。上上下下，凡是有点门路的人，都尽可能地通过各种关系挤，不，涌进了基层政府机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乡镇的各种对口的“助理员”纷纷扩张成了“办公室”，由此多出了大批的“主任”和“副主任”。眼下还相当穷的地方，乡镇政府的办公处往往是最亮丽的所在，而稍微有点钱的地区，乡镇办公楼的规模几乎能赶上省政府。最糟是基层机构的膨胀都属于编制外的扩张，越扩张农民需要交的提留也就越多（握有权力的干部们自然不会满足于工资和补贴），提留越多，农民方面的阻力就越大，因此就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工作”，形成了一种恶性的正循环。基层政府机构的恶性膨胀固然是一些人“寻租”的结果，但起因毕竟是国家借助行政杠杆控制乡村社会初衷，只要国家政权还习惯于利用过去的方式实现对农村的控制，那么无论有多少消肿的举措和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都只不过是在演一出又一出肿胀和消肿的悲喜剧。

    应该承认，现在推行的村级政权的民主选举，本意也含有防止农村腐败，确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村民选举又叫村民自治。但是，就目前而言，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现行的村民自治的法规，实际并没有提供处理村级政权与乡镇政府的关系，以及村政权与同级和上级党组织的关系的依据。而现在推行的村民自治体制，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与原先的县、乡（镇）、村行政结构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相抵触的，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乡镇干部，至少也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村民选举大不以为然。从目前的调查来看，全国乡镇政府对于村民选举的抵触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发抵触不仅仅意味着闹情绪，还有动作，采用最为普遍的方式是控制选举，使他们想要当选的人当选，以方便工作的展开（显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村民选举也就没有意义了）。然而，即使没有人操纵，选举十分公正，选出的村干部真正能够代表民意，也未见得真的就可以将农民的负担减下来，至多能减轻一点在村这个层次上的贪污和浪费，同样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在与上级政府的对峙中，选举出的村政权都处于绝对的弱势，对于不听话的村长，乡镇政府可以采用许多办法来对付，更可以借上级党组织的名义来压他，用同级党组织来牵制他。而村政权与之对抗的最有利武器，只是更上一级政府的支持（对村民自治法的凭借也主要看县以上政府的态度）。在类似于运动的村民选举高潮中，新选出的村干部自然有可能获得这种支持，可是一旦“运动”过去，县以上党和政府的态度可就难说了，毕竟，乡镇政府与县政府有着更多的利害上的联系。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在村民选举中，的确出现了某些能够保护村民利益，敢于与上级政府抗命的能人型的村干部（就象在合作化时代也有过这样的社队干部一样），但是随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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