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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江南地区圩田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字体: 】  
古代江南地区圩田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收集整理: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时间:2009-01-11 15:12:56   点击数:[]    

以攫取大量的赋税。无论封建政府出于何种目的开发这一地区,其组织功能以及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大量投入对于江南地区圩田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在宋代表现得尤为明显。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兴修大规模水利工程所需的人力和物力,是个体小农所无法承担的,唯有封建政府才有这种能力。如前揭嘉祐六年(1061年),转运使张颐、判官谢景温、宁国令沈披重建万春圩时,政府曾出粟30000斛、钱40000缗,并募集宣城等县贫民14000人投入其中。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太平州诸圩“几四百里为水浸沫”,政府出资整修,耗费“计米二万一千七百五十七硕五斗、计钱二万三千五百七十贯一百三十七文省”③。宋代沿江圩田多属官圩,这一事实证明封建政府在圩田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宋朝政府除积极组织军民修复五代以来湮毁的圩田水利工程,并加快圩田开发步伐外,还制定《农田利害条约》(即农田水利法),将圩田等水利工程的兴废作为对在任官吏升黜的考核依据之一,以督促官吏加强对圩田的管理与维护。如将防护圩岸的制度刻成碑文立于圩田之上,州、县官每年秋后检查一次,成为定制。对于私圩,宋政府也给予积极的资助,如筑圩或圩田生产的钱米不足,官方规定可在常平仓项下借支,依据青苗钱之例分期归还。若工程过大,民户无力修筑,则由官府支钱米雇丁夫修筑。若圩内人力不足或缺工食,政府还可酌量添助。正由于封建政府在沿江圩田开发过程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朝政腐败的时期,圩田建设便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如宋初,“慢于农政,不复修举江南圩田”④。就连五代以来较为完善的圩田水利系统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由于宋朝政府在圩田建设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江南圩田开发便从此进入了一个兴盛的阶段,奠定了该地区圩田发展的规模。明清时期,随着江南的经济在政府赋税中所占的地位日趋重要,封建政府进一步加大了沿江圩堤建设的力度,沿江圩田更为兴盛。

    3.人地矛盾也是促进江南圩田开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沈括《万春圩图记》“江南大都皆山也,可耕之土皆下湿厌水濒江”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江南地区可直接用于耕种的土地是相当有限的。先秦之际,该地区“地广人稀”,人口与可耕地之间的矛盾尚不太尖锐,人们采用火耕水耨的低水平生产,便足以维持“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⑤的平均生活状态。后来该地区人地矛盾的激化与数次大规模移民潮不无关系。我们知道,从西晋末年至宋代,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黄河流域向南大规模移民的浪潮,那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和唐末、宋金之际的靖康之乱。这些移民主要迁徙到南方,其中第一次移民从北方迁往南方的大约有90万,第二次约为650万,第三次约为100(万⑥。这三次大规模北人南迁的结果,一方面给南方带来了大量劳动力和先进的中原文化与生产技能,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人口的骤增,致使江南地区耕地严重不足。当时这里已“野无闲田,桑无隙地”,于是人们将目光投向不宜开垦的山地和湖滩,开始了大规模以围江、围湖为主的造田运动。迨至明清两朝,虽因战争、水灾、瘟疫等原因,使人口大量死亡,但人口总数还是增多了。如宋崇宁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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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全唐文》卷63《宪宗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

    ②《宋史》卷474《奸臣四·贾似道传》。

    ③《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

    ④(宋)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⑤《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⑥参见邹逸麟:《我国环境变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初探》,《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沿江的安庆、宁国、太平三府约有84万人口,而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府人口增加到了121万①。大量人口的涌人使该地区原本宽缓的人地关系一下子又紧张了起来,如何安置这些流民也就成了封建政府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里,束民于土地发展生产是安辑流民的最好途径,这样,江南沿江低洼地区大量的湖滩地便成为吸引流民大规模开发的最佳去处。因此无论是宋代,还是明清时期,封建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募集流民在此进行开发,从而有效地扩大了耕地面积,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一度紧张的人地矛盾。

  圩田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江南圩田开发相沿近两千年,对圩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圩田的开发十分适合江南地区水乡泽国的地理特点,使大量沿江沿湖滩涂变成了良田。这种土地利用形式是江南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的伟大创举,它在抗御旱涝、夺取稳产高产方面,有着诸多的优越性。诗人杨万里、韩元吉等都曾作诗赞美圩田:“圩田岁岁续逢秋,圩户家家不识愁。夹路垂杨一千里,风流国是太平州。”②“东西相望五百圩,有利由来得无害。……请看今来禾上场,七百顷地云堆黄”③。这些诗句都逼真地描绘了当时江南圩区的丰收景象。元代农学家王祯对于圩田的作用也是赞不绝口,他称赞道:圩田“据水筑为堤岸,复叠外护,或高至数丈,或曲直不等,长至弥望,每遇霖潦,以捍水势……内有沟渎,以通灌溉,其田亦或不下千顷,此又水田之善者。”④王祯甚至认为圩田“虽有水旱皆可救御,凡一熟之余,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赡及邻郡,实近古之上法,将来之永利,富国富民,无越于此”⑤。这种人工创造的乐土,成为当地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据张问《张颐墓志铭》载,万春圩计127000亩,“岁得米八十万斛”,每亩平均产量6斛2斗。北宋末年的贺铸,曾作《题皖山北濒江田舍》诗云:“一溪春水百家利,二顷夏苗千石收。”⑥亩产量达到5石。关于圩田的亩产量,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租税中得知一二。据有关资料统计,并依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建康府圩田租额类推,宣州圩田可生产49万石租粮,太平州可生产79万石租粮,再加上芜湖、当涂、合肥县等地的圩田,租粮生产数额十分可观⑦。对于宋朝政府来讲,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因此有人便认为“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无江淮不可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⑧。正由于圩田农业产量很高,所以有宋一世,政府对兴筑、修复圩田总是特别热衷,及至明清,圩田开发日渐深入,圩区经济在封建国家赋税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圩田高产、稳产的事实表明,圩区土地开发利用的价值是很高的。此外,圩田开发对于缓和该地区数度出现的人口压力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不过,圩田这种垦殖形态利弊并存,过度地开发势必会带来相应的环境问题。正如恩格斯所云:“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⑨事实确实如此,正当人们陶醉于自己围湖造田的胜利之时,自然界为此作出的各种灾难性的报复也就接踵而至了。

第一,破坏了原有的湖泊河流水文环境,废湖为田,或随意改变河道,致使众多的圩田将水道系统全部打乱,外河水流不畅,圩内排水和引水也增加难度,造成“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的严重局面。对于围湖为田给圩区水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唐末即有人指出:“害大利小者,其以湖为田之谓欤。”⑩直斥其弊。顾炎武亦说:“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水利亦塞。”⑾由于圩田多建立在水流要害之处,且田面反在水面之下,因此对水利要求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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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李则刚:《安徽历史述要》,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2年版。

    ②(宋)杨万里:《诚斋集》卷32《圩丁词十解序》。

    ③(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2《永丰圩》。

    ④(元)王祯:《农书》卷3《灌溉篇》。

    ⑤(元)王祯:《农书》卷11《田制篇》。

    ⑥(宋)贺铸:《广湖遗志诗集拾遗》。

    ⑦(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6《田赋考》。

    ⑧(宋)李觏:《李直讲先生文集》卷28。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19页。

    ⑩(清)董诰:《全唐文》卷871《复练塘奏状》。

⑾(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0《治地》。

 

高,稍有罅隙,便有内涝之患。宋徽宗统治时期,当涂路西湖建成的政和圩,使“山水无以发泄,遂致冲决圩焊”。永丰圩自政和五年(1115年)围湖成田,嗣后五十余年“横截水势,不容通泄,圩为害非细”。焦村私圩,“梗塞水面,致化成、惠民频有损害”。宣城童家湖系徽州绩溪与广德军建平二水会合之处,其势阔远,“政和间有贵要之家请佃此湖围成田”,“绍兴间有淮西总管张荣者诡名承佃,再筑为圩……自后每遇水涨,诸圩被害”①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第二,历代地方政府在圩田管理方面也是各自为政,各地区的圩田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缺乏相互间的协作。特别是豪强贵势私筑圩焊,对圩区水利系统及小农生产的破坏尤甚,这一点在南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卫泾所上的奏折中体现得甚为明显:“隆兴、乾道之后,豪宗大姓,相继迭出,广包强占,无岁五之,……围(圩)田一兴,修筑岸,水所由出入之路,顿至隔绝,稍觉旱干,则占据上流,独擅灌溉之利,民田坐视无从取水;逮至水溢,则顺流疏决,复以民田为壑”。②由于彼此间缺乏协作,使因破圩而形成的局部水灾年年有之。

    第三,大量构筑圩田,影响到湖泊的蓄水量。大型湖泊,作为陆地水系中的枢纽,具有吞洪吐涝、调节河川径流的重要作用。江南地区大量利用湖边滩地修筑圩田,使湖面缩小,破坏了生态平衡。如太湖地区在圩田出现以前,本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水面与陆地合理的比例。太湖就是蓄洪的天然水库。而湖边的滩地是水库的一部分,能够发挥调节的功能。自从人们大量利用太湖边上的滩地修筑圩田后,湖面不断缩小,从而影响了其调节水量的功能,破坏了太湖地区的生态条件,由此灾害便接踵而至。水旱失调自然是小农民首遭其殃,接着公私圩田大户也同受其祸。因水中筑堤之后,水中泥沙向堤外淤积,湖底升高,于是圩堤又可向湖心延伸,这样,湖便逐渐缩小,以至于消失,一旦河水暴涨,湖已不能容纳,势必将大小堤岸冲垮,导致水灾频频发生。如图1所示,太湖流域从东晋到明清,其水旱演变情况大致可分为两个最少期,四个较多期和四个最多期,表现为宋以前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过程,而在宋以后,则以水旱灾次的愈益增多为其主要趋势。这一发展态势无疑是与太湖流域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紧密相联的。

 

 

第四,围湖造田的结果还破坏了水生资源。江南地区的湖泊,水生资源极为丰富,如丹阳练湖,在唐代就有“菰蒲茭芡之多,龟鱼鳖蜃之生,厌饮江淮,膏润数州”之称③;四明广德湖有“菰蒲凫鸟,四时不绝”之绕④。越州鉴湖更有“鱼鳖虾蟹之类不可胜食,茭荷菱芡之实不可胜用”之誉⑤。这些水生资源,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食品,另一方面又为牲畜提供了饲料,为编织、造纸提供了原料,有的还是良好的药材,故此,具有颇高的经济价值。围湖造田以后,特别是废湖以后,这些水生资源便面临了绝灭之灾。对此,历代有识之士都给予了极大关注。如徐次铎在《复镜湖议》中如是说:“使湖果复旧,水常弥满,则鱼鳖虾蟹之类不可胜食,茭荷菱芡之实不可胜用,纵民采捕其中,其利自溥。”⑥陈仲宜等在上徽宗书中也指出诸路湖泺池塘陂泽被围占以后“贫窭细民,频失采取莲荷蒲藕、菱芡、鱼鳖虾蚬蚌螺之类,不能糊口营生”⑦。类似的记载尚能举出不少。这些史料无疑都说明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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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七》。

    ②(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3《田赋》。

    ③(唐)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全唐文》卷314。

    ④《四明郡志·鄞县·山川》。

    ⑤(宋)徐次铎:《复镜湖议》,引自《农政全书》卷16《水利·浙江水利》.

    ⑥(宋)徐次铎:《复镜湖议》,引自《农政全书》卷16《水利·浙江水利》。

⑦(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

 

代江南地区围湖造田后水生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①。

近年来,随着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江南地区水灾频仍。圩田由于自身抗洪能力的低下,其弊端也更显突出,成为制约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如何使这种传统水利田继续发挥作用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在继续深入研究圩田史的基础上,应该以史为鉴,结合历史上对圩田的治理献计献策,更多地关注目前江南圩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我们应该与水利部门合作,摸清圩田形成的历史过程,总结利弊,根据不同的地貌特征和水文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整治。以防治水患为前提,提高圩田开发水平,同时,要加大治理江南地区河流湖泊的力度,加强湖泊生态工程建设,切实禁止新的围堤筑圩,对过度围筑的田地,要根据条件和可能,有计划地退田还湖,移民建镇,改善生态环境,以保证该地区“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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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闵宗殿:《两宋东南围湖》,载《太湖水利史论文集》(打印稿),1986年。

 

Cultivation of Diked Paddy--Fields in Ancient South--East China

and Their Effects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bstract:The diked paddy— fields (low— lying paddy— fields surrounded with dikes), roughly introduced in the period of Three Powers, rapidly developed during the times of North and South Song Dynasties and reaching their prim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a peculiar form of farming fields created by the people of South—East China through their long practice in water control and field man- agement. The essay, based on large amount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comprehensively looks into the cours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ivation of diked paddy—fields in South—East China,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ical and natural factors of their prosperity and briefly analyzes their functions. On such a basis, it concretely discusses the effects of the cultivation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olds the view that the damage of the original hydro geological environment by over—cultivation in South—East China results in the serious situation of “no reservation of water and no irrigation when drought” and thus greatly increases difficulties in flood prevention.  Local governments through ages act on their own way without cooperation among diked paddy—fields in different areas and therefore local floods take place every year due to breakdown of the dikes. The great shrinking of lake areas because of too much reclamation affects the function of lakes in adjusting water volume and destroys ecological condi- tions of the area, leads to frequent disasters. In addition, after reclaiming, especially draining lakes, various aquatic resources are gravely ruined.

   

  Key words: ancient times;South—East China;cultivation of diked paddy—fields;ecological envi- ronment; aquatic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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