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八月初二日必将死尽”。于是，“七月十三日，白阜埠一带，鸣锣聚众，十四日晚，拆毁李家村乡董张礼门房屋。……又有匪徒多人，混迹城市，当日西乡泗安警局、教堂及警董许之柏家房屋尽被毁坏”。巫师又声言：有阴兵相助，无须畏惧，民众益发有恃无忌（注：《东方杂志》，1910年8月，第8期，《中国大事记》。）。“安徽南陵县月初调查人口， 北乡忽来一游方医生王某，口称伊从江苏泰兴一带而来，且见该处调查户口人名册，一经报送到官，某家即全家死亡……尔等速将册取回云云。一时愚民轻信其言，咸至调查员处索回草册”（注：《东方杂志》， 1910年4月，第5期，《中国大事记》。）。广东罗定县调查户口， 准备将各乡村局所的枪支查验烙号，但这些枪支大多为主管乡绅冒领，或卖于他人。练局董事害怕卖枪事泄漏，“于五月初九日，冒充自治会告白，遍贴通衢，内云：国库支绌，罗掘已穷，今日调查户口，实为将来抽人税之张本云云”（注：《东方杂志》，1910年8月，第8期，《中国时事汇录》。）。农民被其煽动，迭次骚乱。
　　询问丁口年月时日是将八字卖与洋人，人名写入名册意味着全家必致死亡，查去之户口是“卖与洋人作海塘打桩之用”，关于户口调查的种种流言是如此荒谬却又为乡民们笃信不疑，由此而发生的骚动深蕴着乡间的愚昧和闭塞。晚清预备立宪期间的户口调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户统计，它在乡间所遇到的强大阻力，显示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极其艰难。
　　　　3.维护迷信旧俗。
　　新政时期，不仅政治立宪逐步开展，革除陋习与迷信的风俗改易也日益展开，在时人眼中，两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1905年12月26日的《大公报》称：“近日举办新政，此等敝俗深于治化有碍。”（注：《大公报》，1905年12月26日，《拆毁五道士偶》。）1908年8月24 日的《北京日日画报》也认为：“刻下是开化的时代，不应有此举动。”（注：《北京日日画报》，1908年8月24日，《破除迷信》。 ）其他言论也宣称：“阻碍中国进化之大害，莫如迷信。”（注：《扫迷帚》，《绣像小说》第43期。）“此弊一日不除，则中国一日不可救。”（注：《广益报》，第183号。）在此氛围中，砸毁偶像， 改用庙寺形成一时风气。
　　与城市相比，中国农村的迷信观念更为顽固更为坚固，乡间的破除迷信因而受到必然的强烈抗拒。直隶易州乡民因天旱进城求雨，发现城中开元寺的佛像尽被自治局销毁，“以为久旱不雨，皆自治员警董等之毁弃佛像所致”，遂蜂拥至自治局哄闹，局绅闻风逃窜，乡民愈怒不可遏，焚烧自治局、中学堂等广厦百间（注：《东方杂志》，1910年8月，第8期，《中国大事记》。）。同是这个易州， 高柏社等处十八村民众祈雨进城，“由学堂门前经过，该堂学生在外聚观，私议愚民迷信，祈雨人闻之，即与辩论，斯时人多势重，遂拥入学堂，门窗器具均有砸毁”（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页。）。浙江余姚吟山卫乡民举行神会，城镇绅民视此为“惑世诬民”，请当局拘拿为首之人，并布告永禁迎神赛会。县差至该乡提人时，参加神会的千余民众不仅对县差痛加殴辱，而且抬神像入城，将有关绅商的房屋器具捣毁一空，并殃及几所新办学校（注：《东方杂志》，1910年7月，第7期，《中国时事汇录》。）。四川崇庆县农民因天旱入城祈雨，地方官员未按旧例关闭南门，禁屠设坛，结果激起农民骚动（注：《崇庆县志·事纪第三》，转引自胡成：《晚清民变的原因及历史特征》，《二十一世纪》1998年10月号，总第49期。）。常熟教员赵半部借用圆应庵，将佛像迁移，乡民闻之，将校具捣毁（注：《江苏学务文牍》，学司批，第570页。）。
　　在农民以乡间迷信与新政对抗的过程中，寺庙、庙产、会田的被占用，往往成为骚动的导火索。自戊戍维新以来，“改淫祠为学堂”，便蔚为风气。新政兴起后，不仅这一趋势进一步强化，而且，各地庙产、会田往往充作学堂、巡警、自治公所的经费来源。以江苏太仓为例，自治公所经营的公田大部分原属祠、庙、寺，而太仓所有寺、庙、观、庵的地产权，也几乎全属自治机构管辖。学堂占用寺庙等公产，在江苏各州县也占有很大比重。以吴县、江教、高邮、南通、邳县、阜宁六地为例，学堂所占用寺庙在各地寺庙中的百分比分别为67.8％、50％、78％、100％、30.9％、71.0 ％（注：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6月初版，第210— 211页。）。这样一种直接冲击和破坏乡间信仰系统的举措，理所当然为农民所激忿。江苏乡民反地方自治的风潮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因寺庙、庙产、会产被占而起。王家槐统计，宣统二年正月至宣统三年二月的一年时间内，江苏乡镇共毁学堂50余所，自治公所18所（注：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6月初版，第205—206页。），其声势可谓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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