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保定11个村三个年份土地经营规模的变化，可以看出，1930年至1946年（当地解放前），家庭经营耕地面积呈缩小趋势，即农业用地具有分散的趋势。与家庭自有土地规模缩小相一致，租入土地也不断减少，在租地减少的过程中，租地也愈趋分散。富农减少租地速度最快，富农出租土地趋向增加，由租入多于租出，转化为租出多于租入。经营分散不是通过增加出租土地实现的，而是因经营不利引起的。经营分散与地权分散相结合。

近代以来出现的这种经营分散起着破坏封建土地制度的作用。它和通过租佃关系实现的经营分散起着维护封建土地制度的作用相反。农业经营分散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破坏封建土地制度。这表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化已经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不相容了。

    1930年开始在保定出现的经营分散与租佃减少的趋势反映了农民所受剥削已达到这种地步：即农业利润已经非常低，农民牺牲部分必要劳动仍然难以实现地租了，反映了农民在各种剥削加重的情况下负担能力已到了尽头。事实是，农民经营面积的不断缩小，不能不使农民负担能力相应减弱，至此，地租无论在地主经营中或农民经营中都已难于实现，从而导致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形式和经济内容（地租）相分离，地权已由谋利转化为谋生的性质。通过租佃关系实现经营分散转化为通过地权分散、阶级变化而实现经营分散的过程了。于是封建土地制度开始解体，经营分散过程由维护封建土地制度走向与封建土地制度解体过程相结合，农民经济由小佃制向小土地所有制转化。过去农民取得土地经营的代价是增加地租的支付，现在农民取得土地经营的代价是支付一笔远比地租为重的地价，农民为实现和保留必要劳动部分所须付出的代价更大了。

    这里需要说明，我们对农业经营分散趋势观察和把握，是在以下几个认识基础上进行的：

    第一，这里研究的农业经营分散和集中，是前资本主义农业的大小经营问题。小生产占优势的局面不在于大生产不如小生产，而在于大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谋利，小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谋生。在市场不利，资本主义发展受阻碍的环境下，通过经营实现利润很困难，为谋利而经营的大经营不能维持，如果只是为谋取地租，则把土地出租给农民经营同样也能实现地租。因此地主经营无单独存在的必要。农民经营不管如何极端不利，在别无其他出路的情况下，都必须维持经营：“农民挨饿艺术可以引起小生产的经济优越性”。[i]这一点也得到调查资料的证明：农民占有土地是为了谋生。在保定，土地占有在地主看来已不合算。一是地租已难存在（土地生产率下降和市场风险）；二是地价过高以致地租率远比利息率低。

第二，在分散经营的问题的研究分析方面，没有从地主富农经济破产的角度出发。这是因为，地主富农缩小经营和抛卖土地正是为了避免破产，并不是因为破产而缩小经营，抛卖土地。原因是在粮价急剧下落的情况下，农场生产和生活上所需物资的价格并未相应成比例的下落，相反的，有些东西，如食盐、煤油等都反而上升。利息也趋向上涨，捐税负担反而增加。生产规模愈大，生产和生活信赖市场的程度愈大，而农产品商品率也愈大，在交换上的损失就会依交换程度而扩大。土地愈多就愈需要缩小经营或抛卖土地。这可能导致改变阶级成份，而这种变动也是使得分散经营和地权分散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在分散经营问题的研究分析方面，分家始终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由于1930－1946年间因战争、动乱等原因人口增长很慢，从被调查的村来看，户数增加并不明显，保定调查样本的增加是由于调查范围的扩大。因此，这里没有分析这个因素。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可能会产生影响，但是由于在解放前基本上没有波及被调查的这11个村，这里也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