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理论上言，合作社为民间自发产生的经济组织，设立的终极目的是“以自助互助精神”，谋社员共同之福利。它既不需要政府帮助，也不接受官方干涉，具有相当的自主性。而在民智未开的中国，特别是在基层社会，合作运动的进行，若不借用乡村之外的力量来推广，固然是不可能的。就当时情况来看，江浙两省合作社的组建与运作机制，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政府的合作指导制度；二是与政府基层行政体制变革相联系。
    合作运动的进行，必须有切实之指导方能踏上正轨。故有人言：“合作社之指导制度，在中国合作事业发展之过程中，特别占重要位置”。[10](p.118)30年代江浙两省的乡村合作运动也不例外。为训练合作专门人才，江浙两省先后开办了合作指导员养成所，并从各地招收学员，分期培训，然后再由省政府分派到各县，充任地方合作事业促进员。据粗略统计，至1930年5月，苏省肄业的学员有64人，一概由厅分别委用于各地的合作指导所工作。浙省的合作指导人员养成所前后举办了两次，计招收学员80人，毕业后留建设厅或派赴各县任用。[11]指导员的工作，在无合作组织的县内，“为提倡及劝导”；在有合作组织之县内，“为指导、监督稽查及劝导”[12]。更具体地说，政府派定的合作指导员，主要进行的是一些“技术性”活动，如指导农民如何填表可以借款，宣传合作社的好处，谋求合作社“量”的增进；相反，对于社员的构成、放款对象及合作社的社务管理却缺少真正的“指导”；而且指导员“所受训练，自属粗浅，对于工作，恒未能胜任”。即便如此，指导员的地域分配也极不均衡，往往形成“人少事多”之情形；同时政府拨发的活动经费拮据且无定期。[12]结果自然使合作运动成绩难期。
    推进合作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将其与基层的行政体制变革相联系，即借用保甲制来促使合作社的组建。1928年后，南京政府为有效地推行国家政策，对县以下的基层行政体制进行了新的安排，其中主要实行的是保甲制，而且各地在编组保甲过程中，也努力将其与合作运动联为一起。对此，蒋介石多次指示说，“办理保甲，最好寓有经济意味于其间，同时提倡各种之合作社。”[13](p.1046)而且他还致信陈果夫等人，要求其“研究如何利用地方农业金融机构及农村合作事业，以经济力量配合乡镇保甲制度组训农民之方法。”[14](p.155)力倡保甲的闻均天也强调说：“保甲实行，民众组织之基础有托……举办生产信用消费各种合作社，使乡村经济得以流畅，所谓施之以养也。”[15](p.434)对于这一点，江浙两省党部亦持类似观点，并以之为行动指南。他们认为：保甲运动既是一种合于进化原则团结民众的初步方法，也是“全民组织的唯一方法”，凭此可“举办生产信用消费各种合作社”，训练民众经济的组织能力。[16]合作“尤应与保甲制度取得联络，盖保甲制度为自治基础，究其意义，实与合作制度有依辅连锁之关系”。[17]合作运动与保甲制的糅合，虽然可促使合作社数量的进增，但也由此加重了合作事业的政治色素。
    无论是直接作用于合作社的指导制度，还是与保甲制联动，最终都使合作事业成为依靠国家“政策上的推进”的运动，而非民间的“自组织运动”。孙本文在论及苏省合作事业时说：合作指导，“一面在各县普设合作指导员，并抽调原有农业技术等人员，加以合作训练，指示推行方针；一面由民厅在保甲督察员，及乡镇长训练班中，加编合作课程，藉以充实合作批发导人材，刷新合作指导阵容，使此项事业，得依次推广，以期普及全省各村镇，纳全村居民于合作机构中，共同从事经济社会政治一切活动。”[18]对于浙省，陈振汉言：“浙省合作事业，初期发展如此迅速，非出于自动而为被动，非出于自然，而带强制性质，为极明显之事实。故在合作社之发展过程中，其占主要地位者非为人民而为政府，一切所以促进社务之扩张与发展者，悉由政府任之。”[11]可见，在这场运动中，政府及政治的力量是第一位的，民众或者说农民力量则居于次要、被动的地位。简言之，经济性质的合作社更多地是借助于乡民社会外部的“行政杠杆”来运作。
    与基层政治紧密相系的运作体制，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使合作运动沦为一种“政府行为”，故此也必然会使其受到基层行政体制方面所出现的弊端的侵蚀和阉割，即国家政权向下延伸时的“内卷化”问题制约，并由此进一步影响到合作组织的人员构成和社会绩效。

    进行合作运动的目的在于挽救日益凋敝的乡村经济，以求“农民产业与生活之改善”。因此，如何向农村注入资金，使农人特别是贫佃农获得低利贷款，并以此来改良生产是极为关键的一环。也就是说，入社之人应是村落中最需救济的“弱势人群”，即占人口最众的贫农和佃农。而合作社作为城市金融资本与乡村联结的“中介”，能否达到这一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作社内部的人员构成。
    首先，合作运动与基层行政变革的联结，造成了合作社职员包括组织者、理事、监事，多为村中的地富、豪绅等“权势者”所掌握。
    合作社中真正具有实权的是组织者及理事、监事，他们的身份和素质会直接影响到合作社服务的对象和政府主旨的实现程度。从当时组建合作社的章则来看，合作社的设立不仅要有七人以上，而且还需要完成一系列手续后才准设立，如召集创立会，通过章程，选举理、监事，组织社务会，向所在地主管机关登记等。要做到这些，非但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同时更要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故此推断，不仅合作社的创办者非普通农人所能充任，就连合作社的理、监事亦非寻常百姓所能担任。事实也多如此，在江苏高浮县，“乡村中的狡狯之徒，利用农民名义以组织合作社，而获得合作社之理事、主席或重要职员，假公济私，从中渔利；社员以知识浅薄，不知底细，徒供利用，虽间有不满，然格于情势，亦无可奈何也。”[19]再如江宁县，“理事之辈，常由乡村长之流充之。”[20]浙江省的合作社也不例外，多有一种“通病”：“乡之豪强，常假名组织合作社，乃向农民银行借得低利之借款，用之转借于乡民，取利之高，条件之酷，实罕其匹。此种合作社非特无益于农民，反造成剥削农民之新式工具”。[5]由此足见，在合作社的发起上，无论是政府的命令，还是银行的策动，或是农民自动模仿，都“必须找着有地位、有信用和有知识的人物来作领袖，而合乎此种领袖资格者，无疑的只限于新旧豪绅而已。”[21](pp.207-208)故而，合作社多为“有势之人”，即土豪劣绅、地主富农所操持。
    其次，合作社在社员构成上是以有一定田产且生活上较能自给的自耕农为主体。
    与上述相系，合作社社员也是有一定动产或不动产做抵押且生活上可以自给的中产者为基础，而最需救济同时也是占乡村劳动力最大多数的贫农却被排除在合作社门槛之外。何以如此呢？其一是贫农无力购股。据合作法规，社员入社时每人至少须认购社股一股，每股股金至少为二元，入社时至少交纳股金半数，这对“以谋生不遑之贫农，责其至少交纳股金一元，其力曷能胜任。故虽明知合作社之利益，但为股金所限制，不能不趑趄于合作社门外”；其二为无力担负责任。凡入社社员，对合作社财产的损失，须负连带责任，江浙等地的合作社大都采取保证责任或无限责任，若贫农入社借款经营事业失败，或合作社遭遇意外失败，“贫农社员将无力清偿其债务与连带担负其责任，因而对贫农分子不能不加以歧视进而至于拒绝”。[22]结果也只能使合作社被有产者把握，并成为其使用之工具。如苏省农行在苏北盐垦区放款时，“毫不重视合作社的信用和社员之耕地内植物的抵押，而必须以得其地主的保证，为放款及多少之标准”。[23]曾在江苏从事合作工作多年的秦柳方也说：战前乡村组社贷款，“社员以少数豪绅地主富农为主要成分，大多数中小农民和贫农，不得其门而入；甚至贷款时，亦往往要由乡村长和富绅担保，流弊所至，农贷成为地主富农转放的资金。”[24]
    从上述的两个方面可见，政府推行的乡村合作运动，多是以村落中有一定资产可作抵押且生活上可以自给的中产者为根基。因此，“合作事业之推行，多未符合作的目的，不能救济最底层而最多数的贫苦农民。能够向合作社借款的多数是上等中等农户。”[25](p.396)而且“政府推行合作，只求社数之增多，不求组织之健全……乃致社会投机分子，藉口指导农民运动，施其鬼蜮伎俩，而农民转添一种剥削阶级。”[26]如此的事实表现，显然是只实现了官绅商的“合作”，有悖于“援助经济上的弱者”之初衷，使得农村中最应该成为合作对象的贫苦农民，反被摒拒于社门之外。合作社也因此“变成豪绅控制劳苦民众的新武器”。[27]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