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之处，可谓扼住敢闯市场的农民的要害部位。在这里，一些执法人员任意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和重复收费，强行扣罚没货物，不怕你不交钱，就怕你不上路。1990年8月30日，一辆载有5吨鲜葡萄的卡车从山东曲阜上路，运往福建省光泽县销售。起运前，货主为怕路上受阻，各处税费、手续均在产地一应办齐。然而在卡车到达目的地的1000余公里的道上，竟遭到百余个关卡的刁难或重复收费，其中九个关卡扣留，被重复收费1200多元。结果，本可3天到达目的地而费去8天，5吨葡萄全部烂掉，损失1.1万元。[8]这个市场弄潮儿终于栽倒在关卡之下。1991年9月，另一位山东农民在陕西某县收购6吨石榴，运往深圳销售， 上路前也在产地办好所有的税费、证件手续。结果，在路上处处遭卡，重复交费1000多元，6天后到达深圳，石榴已成烂酱，整整贴了3万多元。这位农民从此背上了深重的债务包袱。[9]目睹这种状况，当事农民欲哭无泪，其他农民则望市而却步。
1993年春天以后，整治“三乱”和减轻农民负担，声势最为浩大，对“三乱”和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全国上下都进行全面整顿。到1994年七月，国家22个部委先后取消了450项涉及农民负担的项目与文件，各省（区、市）相继取消与同类项目有关文件则达到27000多项。各级人大都先后颁布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法规和条例，发放了被农民称之为“明白纸”的《农民负担卡》[10]，以杜绝卡外收费。仅1993年夏到1994年夏的一年间内，全国减轻农民负担103亿元。[11]应该说，几年中的治理“三乱”，成绩不谓不大。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顽症”由来已久，“三乱”病根并未完全铲除，农民负担回升与被撤关卡撤而复设时有耳闻。有的农民手持“农民负担卡”再次表示困惑：为什么有了“明白纸”，负担仍旧没有减轻？原来，有的党政领导在农民纯收入做文章，搞虚报浮夸，让农民负担的提留款及其他税款按夸大的数字标准缴纳，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12]；有的地方则在农民负担的5％以外做文章，把种种不好公开的摊派收款转到水电费等不在5％限内的费用中[13]；有的则采取集体承包工程，以不付或克扣民工工资的办法增加农民负担[14]；有的则把各种摊派费转入乡镇企业中支付[15]；有的地方还以增加新税种和卖城市户口等方法变相搞“三乱”[16]；有的农村干部为避免将来摊派收钱困难，干脆将《农民负担卡》堆放在自己家中，为“三乱”回潮留下后路[17]；据8月份出版的95年第15期《半月谈》报道，不久前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联合调查的结论表明，1994年农民的社会负担比上年增长38.2％，金额达85亿元。显然中央的“减负”政策在农村并没有真正落实。
再看那连接市场的纽带——纵横交错的公路国道，随车暗访的记者惊呼：“千里国道，‘三乱’又回潮”。那是今年3月，运菜的卡车自海南至武汉，2000多公里的交通干线上，共遇各种检查站卡47个，平均每公里被拦车检查或交费一次，罚款与收费共计2086元，一些工作人员甚至还殴打货主、司机[18]。5月，江西省农业厅厅长刘初浔随生猪运输车暗察公路“三乱”，但见江西到广州的路段，关卡林立，呼吁急需引起重视[19]。而在辽宁省康平县，该县的专卖局于今年4月竟凭17年前省“革委会”发的246号文件在公路上设卡收费、罚款，更令人感到“三乱”顽症难治[20]。事实证明，整治“三乱”的任务仍十分严峻。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遵守规则，管理循章法，市场则活，社会则活，生产有后劲，市场趋繁荣；乱了规则，予取予求，市场则乱，社会也将萎缩。“三乱”实为当前中国农村市场经济正常发育和农民迈向市场的大敌。




[1] 《中国农业年鉴》1990年
[2] 《农民日报》1992年1月20—26日
[3] 《中国妇女报》1994年6月24日
[4] 《光明日报》1995年12月2日
[5]  陈伯君等：《中国农村潮》第184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 《农民日报》1992年1月26日
[7]  陈伯君等：《中国农村潮》第189、193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8]  陈伯君等：《中国农村潮》第189、193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9] 《农民日报》1992年3月23日
[10] 《江西日报》1994年7月29日
[11] 《江西日报》1994年7月29日
[12] 《法制日报》1995年4月14日。
[13] 何泉等：《百分之五之外的负担谁来管》，《瞭望》1995年第23期。
[14] 西京：《农民负担变相反弹》，《中国青年报》1995年2月14日。
[15] 柏天：《谨防农民负担转嫁》，《半月谈》1993年第16期。
[16] 西京：《农民负担变相反弹》，《中国青年报》1995年2月14日。
[17] 《人民日报》1995年3月9日。
[18] 《中华工商时报》1995年4月12日 
[19] 《经济参考报》1995年6月11日
[20] 《开放日报》1995年5月11日 （三）
因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实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和经营的经济实体，进而带动了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农民的纯收入中来自家庭经营的收入已占到83.3％，农户已成为农村经济的基本单位，并将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可以说，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正是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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