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购价不便，农民生产一担稻谷的报酬就是坐定赔他7.8元[6]。如以市场价和收购价相比，每斤粮食至少比市场低出2～3角钱，仅1000亿斤定购粮计，农民每年就少收入200～300亿元。棉花也是如此，1993年9月起每担价格由300元提到400元，但到11月下旬，市场价已是每担800元，市场价与计划竟相差一倍[7]。据国家计委的监测，进入今年以来，农资价格的逐月攀升，1月份比上月上涨3.1%，比去年同期上涨28.5%，2月份又增加里2.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上涨30.6%[8]。农民反映：“工业品是一年几个价，粮食是几年一个价”，粮食是微调，农资是倍涨[9]。若是老天保佑遇丰收年，卖粮难又困扰农民。由于没合理的最低保障线，农民丰年还是困难。即使这样，我们还只能是力争不给农民打“白条”，有的报纸甚至还把银行不给灾区粮农棉农打“白条”作为头版新闻报道加以表扬[10]。所以，农民调侃说：“省长负责米袋子，市长负责菜篮子，就是没有负责我们的钱袋子”[11]。天天说重视农业，到处讲把农民推向市场，原来是让我们农民走“市场经济的投入，计划经济的产出”的道路[12]。话虽刺耳，却道出了当前农民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困境。
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遵循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与原则，加强农业政策保护，增加农业投入，进而处理好农业弱质产业与粮食特殊商品、农业市场经济投入与计划经济产出的关系，合理地制定粮食的收购价和具有实质意义的主要农产品保护价格，使农业经营的比较效益逐年同其他产业基本持平，是当前稳定社会和培育农村市场经济应急需解决的问题。把农民推向市场，首先要给农民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




[1] 《中国商报》1994年4月7日
[2] 《中国信息报》1994年12月30日
[3] 《农村工作通讯》1994年第12期，陈锡文。
[4] 陈锡文，《农业战线面临的两大任务》、《瞭望》1995年第10期。
[5] 王景和等，《面对利益磨擦的楚河汉界》《瞭望》1995年第24期。
[6] 王景和等，《面对利益磨擦的楚河汉界》《瞭望》1995年第24期。
[7] 程建华：《棉花，告急！》，《中国国情国力》1994年第7期。
[8] 《中国经济时报》1995年4月4日
[9] 筱李等：《粮殇》《中国国情国力》1994年第7期。
[10] 《九江日报》1995年5月14日
[11] 王景和等，《面对利益磨擦的楚河汉界》《瞭望》1995年第24期。
[12]《农村工作通讯》1995年第2期，傅小燕文。 （二）
80年代中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农村社会的热点和焦点之一，就是造成农民沉重负担的“三乱”问题（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如果说，农业是立国之本，粮食是特殊商品，为大局计，不得不暂时让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尴尬的不利地位，那么，“三乱”无度，则直接与社会的治乱与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背道而驰了。
说起1990年前的农村“三乱”，真是使人感慨，令人瞠目。本来，按政府规定，农民的负担包括农业税/集体统筹和地方提留三大类13种，总负担额不能超过上年纯收入的5%。对于这些，农民一般是能够承担并大都是忠实的纳税者，然而“三乱”风起，各种摊派/集资收费数额扶摇直上，各种罚款名目层出不穷。据1990年的统计，仅国务院25个部门下发的文件中，涉及农民各项负担的就有8大类148项之多[1]。90年代初期，河南全省几年内下发的有关农民负担的文件有46个，涉及向农民摊派收费的项目达182个[2]。到了县、乡，各项收费/摊派更是有增无减，四面八方都向农民伸手。以致弄到：“你要摊派，我要摊派，一旦有权，就敢摊派；富要交钱，穷要交钱，只要被管就得交钱”[3]的局面。于是，工商税务一齐来，七站八所一齐要，吃喝拉撒还要农民包，那七扣八扣的卖粮款和汇回家的打工钱也给你变成了“白条”与“绿条”。青年农民结婚，除登记费、结婚费与体检费外，还得缴纳新婚费、准生费、母子平安费、礼品费、晚婚费、计生押金费，多至13项，费用高达1470.50元。[4]尤其是一些乡镇的“大盖帽”，连制服着装也向农民要。据农业部的调查，1990年农民社会负担（主要是乱摊派和乱收费）共计达136亿元，人均16元，而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当年只73.3亿元，社会负担超过国税近一倍；另外，农民缴纳的集体提留与乡统筹费两项共计达359.4亿元，人均达到41.15元。农业税外，农民负担合计495.4亿元，占上年农民纯收入的10.95％，这还不包括一些无法统计的负担。[5]在湖南省攸县的高和乡小塘村，仅乡统筹、村提留就人均高达112.75元，占全年人均收入的1／4。[6]摊派收款虽无章法，然而农民文化水平低，法律知识少，只能服从，少敢违抗，否则，定你个抗拒或“踩线”之罪，公安、治保找上来，抓人又罚款，叫你吃不了兜着走，还得贴上一份人情钱。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收款、摊派、罚款也实行承包，且多交由编外人员执行，“三乱”之风更为肆虐。农民叹言，过去割农民资本主义尾巴是“一批二斗”，现在让农民劳动致富则行“一罚二扣”。[7]
在“三乱”行为中，使步向市场的农民感到胆寒的莫过于各地工商行政部门滥设各种关卡。这些关卡多设于各交通要道，市场货物来回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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