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孕育资本主义胚胎的母体[6]，还在市场纽带的作用下，逐步走向市场化与社会化，表现出其灵活的适应与转化功能和连接市场的基因。[7]农民家庭经营长期发展的历史表明，它总是能根据农业耕作季节性强的特点，优化和调剂家庭劳力，选择兼业性劳动，如做短工、做手艺、烧木炭、外出打工、经商等，部分农民由此最终脱离农业，从传统兼业劳动转向经营二、三产业，这种适应与转化功能可以加速农村劳力流动、优化配置农村资源，推动传统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农村经济转型。农民家庭经营所具有灵活适应转化功能和连接市场的基因，正是其二千多年的发展中始终没有也不可能被社会发展所淘汰原因所在。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说，农民家庭经营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内驱力，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活水源头”[8]。在邓小平支持与倡导的农村经济改革和制度创新中，农民家庭经营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先行者和“市场经济发育之源”[9]，更向我们昭示：家庭之“小”与皇权之“大”结合，家庭经营永远是小农经济；而在家庭之“小”与市场之“大”的嫁接与选择中，家庭经济就不再是传统小农，而是市场经济网络中的一个网眼，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
再次，农民家庭经营能够长期存在并具有继续的生命，是由农业生产规律的特殊性和农民家庭经营本身特点所决定。农业生产活动是一种生命适应生命的活动，农业生产过程要受到劳动对象生命节律的调节，有着严格的地域性和季节性，复杂的自然、经济环境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明显的不确定性，而且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时效性、自律性强，劳动好坏衡量难度大；同时，农业生产不仅要受到不稳定的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还要受到“大市场”的挤压，中国传统的尤其是官商垄断的工商业一直相对发达，早已验证了“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经济规律，在农工商三业的比较中，农业是弱势产业。这就要求农业生产在其经营方式上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自律性，才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雇佣劳力进行规模性农业生产经营，自律性差，管理成本奇高，且经营规模越大灵活性和应变能力越差，效益不佳。而农民家庭经营具有自发而顽强的竞争激励功能、灵活多样的适应性和连接市场的基因，能够较好地满足农业生产这一要求。因此，一般情况下，拥有众多土地的中国地富阶级，总是根据自己家庭各生产要素的情况，以租佃双方签订契约的方式，将全部或部分土地分散出租给无地少地的半自耕农或佃农耕种，实现土地生产要素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相对分离。这既可免除自己雇工经营农田的奇高管理成本，又能将精力尽量用于经营工商业及其它有更高利润的行业；既能以农守“本”，又可以“末”致富，为工商业的发展增加原始资本积累，实现其生产资源效益的最大化；这就是最佳机会成本的选择。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则视家中劳力等生产资源的具体情况，以契约的方式，通过交纳比率适当的“分成租”或“定额租”，取得适量土地的使用权进行家庭农场式经营，边际收入的1/2（分成租）或全部（定额租）都归己，其劳动生产意愿强，生产积极性大，既能及时适应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又能在农忙季节以外，充分利用家庭劳力及其他生产资源，实现主要劳动力的多种兼业性生产选择，以获取家庭必需的现金收入，也相应获得了家庭生产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地主与农民在这种长期的生存竞争和经济博弈中，共同接受或选择了适应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和优化配置农村生产力资源的租佃制度[10]，通过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相对分离，使农民“家庭农场式”经营规模的大小能随土地与劳力资源在当时生产力的水平上达到较佳的结合，最大限度的优化配置家庭生产要素，推动家庭小农业向适度规模农业发展。因此，我们说，在中国历史上，农民家庭经营长期以来都是以适应传统农村经济发展的经营模式而存在，从而才稳当地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基础的；农民家庭经营的顽强生命力完全是由农业生产的规律性和家庭经营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所以，江泽民同志1998年在安徽总结农村经济发展工作时指出：农业生产中的农民家庭经营是“农业生产的规律决定的……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能够容纳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力，既适应传统农业，也适应现代农业，不存在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就要改变家庭经营的问题”[11]。
最后，从发展规模经营的角度看，“大”与“小”则是相对统一的矛盾体；它们在市场的作用下是可变的，规模经济之“大”不应是主观强加或恩赐的，而应是通过竞争发展而来；因此，恢复和保护农民“小”家庭经济与发展“大”规模经济不仅不矛盾，而且正是实现“大”规模经济的基础和希望。必须指出，我们说恢复和保护农民家庭经营是最佳选择并不是小农经营优越论。相反，脱离时空环境，规模经营相比较于所谓的小农、小本经营其优势自然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农民家庭经济和农业发展的结果也必然是以适度规模化和市场产业化为特征的。这里所说的是在特定而具体的时空环境下，经营规模并非越大越好，而是以优化各种资源基础上效益最大化的适度规模为最佳结合。农民家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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