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的评价。尤其是原农业副部长刘瑞龙《正确对待我国农业历史遗产》和《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等文，影响较大。作者指出：“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不是放弃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相反，必须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把精耕细作和现代化结合起来，这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是加快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基本的依据。”由于这些文章曾广泛征求和汲取农史界的意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农史界的共识。[19]

肯定论者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证的。

1．总结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肯定它在世界农业史中的崇高地位。这方面文章发表得很多，尤其集中在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史》（季刊）.《农业考古》（半年刊）和《农史研究》（不定期论文集）上，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专著和小册子也以很大篇幅阐述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只举两例予以说明。董恺忱在《从世界看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一文中，广泛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评论，指出：一.中国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二.中国框形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传统犁之一。它的特点是具有曲面壁和摆动性。西方近代犁吸收了中国犁的特点，成为近代农业革命的契机。三.我国是世界上有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和南欧中世纪长期实行休闲制不同，中国很早就实行连种制和复种制。四.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几个仅有国家之一，这主要得力于中国农民善于利用生产.生活上的废弃物给土地施肥。五.我国传统农业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精耕细作农艺和较高的单产上。西欧中世纪收获量只有播种量的三四倍，而中国达到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59b]。原江西省博物馆陈文华等主办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则以具体事实说明我古代许多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比西欧领先一两千年。

2．揭示我国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强大生命力，肯定它在我国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如方原反对脱离我国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完全按西方模式改造我国农业，他指出，我国解放后的三十年间，农业发展速度和粮食单产均居世界前列，并非什么都是落后的。这期间粮食总产增加近三倍，以不到世界总耕地7%的耕地，养活全世界1/4的十亿人口，主要依靠以现代科技初步强化了的精耕细作传统；这一事实集中表现了这一传统的强大生命力。他主要走强化和发展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路[8b]。为什以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与精耕细作的传统相结合？一些同志强调了农业科学技术的继承性，认为在农业生关系统中环境条件和生物特性变化较慢，不少传统技术是基于对这些条件的深切认识，故能长久适用，不会过时。还有人从系统论角度对此作了阐述[39.5]。这些论述解释了农业科技的一般性，但还没有揭示中国农业科技的特殊性。就特殊性而言，精耕细作是以增加单产.提高土地利用率为主攻方向的，正如许多同志指出，这可以用较少土地养活较多人口，非常符合我国人口众多.耕地紧缺的基本国情。同时，精耕细作是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天”“地”）.农业生物（“稼”）和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人”，视为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农业生物与环境条件之间，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比较正确地处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因而也就比较符合农业的本质，这也是这种农业技术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49.29]

肯定论者一般不否认我国传统农业的局限性，他们只是针对否定论而强调了传统农业的积极方面。不过，即使在“肯定论”者中，对传统农业局限性的认识，从而对传统农业的评价，仍然是存在分歧的。例如有些同志在正确强调精耕细作和提高单产的同进，忽视了改进工具.实现农业机械化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有的同志似乎把传统农业和精耕细作等同起来，认为可以用“发扬传统农业”代替“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提法，从而模糊了改造传统农业的任务。针对这种倾向，也有人提出批评，例如郑炎城《论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及其向现代化技术跃迁》的长文，在肯定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成就的同进着重谈了它的局限性（尤其是劳动生产率低下）及其向现代化技术跃迁的必然性。虽然对传统农业技术成就容有估计不足或握不准的地方，但着意于纠正溢美传统农业的偏颇，仍有其积极意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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