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这样的基层组织在过去是村级组织，在今天则是乡镇级机构。目前国家在农村设立的乡镇一级的组织和机构总体上可以分为3种：其一是专业化的经济实体，如信用社、电力等部门和公司；其二是县属各部门在农村的派出机构，如工商、税收、司法、土地管理等部门；其三是乡镇政府。在这些机构中，以乡镇政府的职能最完整、权力最大，党委、政府、人大、纪检、共青团、妇联等机构和社会团体俱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职能无一不包。既然农民养活了这么庞大的党政机构，农村发展的课题也理应由乡镇政府承担。然而，事实证明，目前的乡镇一级政府主要是以行政管理为名，从农村提取各种资源，满足其官僚机构干部职员的需要，而对农村发展这样一个关键性问题却久无积极的作为。

　　根据马克斯·韦伯对官僚体制的剖析，一切科层官僚化的机构，无论其组织还是个人，都是以形式主义和服从上级为原则，不具备任何组织、规划、激励、动员社会的能力，它既反对也压抑组织成员的事业心和原动力。而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种为经济成功而奋斗的精神，这恰恰是科层官僚组织所不具备的。一个庞大的、权力无边的官僚科层组织的存在，必然会压制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

　　通过剖析南村农民与“村组织”以及“村组织”与乡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目前中国的乡镇一级组织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无论从乡镇干部个人角度还是从乡政府组织的角度来看，乡镇一级机构对农村发展的成败都不承担任何责任。土地承包之后，经济发展的责任已经落在一个个孤立的小农头上；乡镇政府无需规划农村社区的发展，其事权主要是管理、收费、罚款等。其二，由于权力集中且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再加上小农素质低下，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这就为乡镇政府滥用权力提供了方便，其主要表现为寻租行为泛滥，乡政府用一切看似正当合法的理由，为乡镇组织和个人增加收入，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除了无责任化和寻租行为泛滥之外，乡镇政府和县属各部门的派出机构（这样的机构加起来有30来个）还形成了一个个小型利益集团。各部门之间竞相划地为牢，争权夺利，推诿塞责，并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鱼肉乡民，蚕食农民的利益。中国农村这块曾孕育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和东方文化的沃土，近十余年来在各方势力无情的榨取和吮吸下，正在变成一条乾枯的河床，不仅无力承载未来发展的重负，就连维持农民家庭的生存与再生产亦非常困难。

　　由于农村基层组织的这一性质，中国农村的发展正面临双重困境。第一重困境在乡镇党政系统内。这一重困境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国家把大量的有关农村的政策和行政目标都堆在乡镇政府那里，即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政府忙于应付上级政府下达的种种任务；其二，乡镇组织作为国家行政机器的一个环节，现有政治机制使得乡镇干部的主要目标是升官，大多数乡镇干部素质不高，无力承担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重任，即使有少数有能力创新者，也受到体制的严重约束，无法有所作为。第二重困境在农村本身：其一，如果没有政府方面的组织、规划和扶持，仅靠单个小农的努力，在现有观念和经济水平下，小农的发展前景十分有限；其二，如果扩大政府的权力和职能，在现有的体制下，它会以政府的官僚化行为追逐其寻租的目标，搞什么“大蒜乡”、“烟草乡”、“黄瓜乡”等，只能带来更多的经济和社会灾难。

　　从南村调查所揭示的中国农村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来看，笔者以为，目前农村发展的关键，不在于是强化国家对农村的管理还是减少国家对农村的控制，而在于国家政权以什么样的体制和方式管理农村。要克服目前农村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必须从体制上和管理方式两方面改革作为农村权力中心的乡镇政府机构，由行政官僚凌驾于农村之上转变为由农村社区精英对农村自我管理。通过这一改革，也许能够为农村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上一页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