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教育费54.8元、计划生育费8.2元、优抚费11.9元、民兵训练费11.9元、道路维修费8.2元、卫生费4.6元、税金70.3元），总计为266.9元。

　　夏季是农民交纳各种费用的主要季节。一分村有1千8百多人，向县、乡政府上交的“夏季征购提留”包括：公积金25，296元、公益金12，648元、管理费25，296元、义务工3，720元、积累工5，580元、教育费39，744元、计划生育费5，692元、优抚8，220元、民兵费2，530元、道路费5，672元、卫生费3，162元，小计126，480元，国家税金48，150元。“村组织”把表册送到夏粮收购站，收购站则把各种款项从农民的卖粮款中扣除。

　　4.“村组织”在农村社区公共生活中的作用

　　从调查结果来看，“村组织”控制民众的能力越来越弱，在农村公共生活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小。比如，“村组织”不再管理经济事务，如打井、整地、安排生产，也不参与村民的婚丧嫁娶、修房盖屋。“村组织”从农村的公共生活领域退出之后，其管理空白有一部份逐渐被村民的自发行为所填补。例如，土地承包之始，地块被分割得很零散，一户的承包地不过3至5亩，却被分割成7、8个小地块，不利于耕作；于是村民们通过私下交换，把小地块合并成大地块，方便耕作。此外，打井、架设电线、改革耕作方式等，也都是民间自发的行为，基本上没有“村组织”的参与。农民在文化活动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姓氏和家族活动的重新活跃即为一例。

　　南村以郝姓为主，1949年以前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郝氏家谱庙，“文革”时期被拆毁。前几年，村民们报县宗教局批准，集资重新修建家谱庙，庙里供奉的是郝氏最早从山西洪洞县移民过来的祖先。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和七月十五，在庙前举行祭祖仪式。但正如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所描绘的，与南方乡村相比，北方农村的家族观念相对淡漠。在南村，尽管恢复了一些宗族仪式和活动，但这里没有族长、族规，也没有族产，宗族行为完全处于自发状态，其活动也仅仅是一种仪式，除了满足村民对归属感的需求之外，没有更多的社会功能。

　　在目前南村的村民活动中，既很少看到“村组织”的影子，也很少看到家族的影子。在组织生产、兴办企业、修房造屋、婚丧嫁娶等活动中，邻里、朋友、家族、亲戚的作用几乎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由此可见，孤立分散，缺乏有机联系仍然是北方小农社会的基本特征，这一基本特征是国家政权深入农村的有利条件。当国家行政权力对农村控制减弱时，也没有任何势力能填补其权力的空白。

　　二、“村组织”与乡政府的关系

　　农村改革除了涉及“村组织”与村民的关系之外，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调整“村组织”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1.“村组织”功能弱化，乡政府权力膨胀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村组织”的社会控制功能减弱的同时，乡政府的机构和权力却大为膨胀。改革以前的人民公社机关通常只有十来个正式工作人员，现在，南村乡的党委和乡政府已有一百多人。党委、乡政府、乡人大、纪检、团委以及派出所、法庭、银行、土地、税收、计划生育等各种部门，都比照县政府的机构设置，此外还特别设有管理农村的若干特殊部门。“村组织”的大部份工作都不得不围绕着乡政府的需要。

　　南村乡政府管理着20来个行政村，从功能上看，既然设立了如此庞大且功能齐全的乡政府，它就完全可以独立承担起管理农村社区的任务，没有必要再设立村一级组织。但为什么又要在乡政府之下又设立“村组织”呢？这完全是乡政府的需要。在乡政府下面设立“村组织”，既增加了乡政府的权力，同时又减少了乡政府的事务性工作与责任。

　　“村组织”实行自治之后，乡政府与“村组织”的关系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从调查中发现，南村的“村组织”名为村民自治，其控制权并不在村民手中，而是在上级政府那里。由于“村组织”手中掌握的资源很少，其权力基础就十分薄弱，只能依靠上级政府的支持。当然，这种依赖出于乡、村两级组织的共同需要：乡政府需要村组织为其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村组织”需要乡政府为其提供权力的保障。“村组织”的人事任免，有的是通过村民推举，有的是乡政府指派。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村组织”多半必须服从乡政府的领导。用三分村一位村主任的话来说就是，乡政府可以随时“调度”他们，召集他们开会，并布置任务，对他们奖励或处罚。按规定，村里征收的“提留”（即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等）都是“村组织”的专项经费，但在南村，“乡统筹”与“村提留”却都要上缴到乡政府，然后再由乡政府根据情况向“村组织”返还部份“村提留”款项。

　　为了加强对“村组织”的控制，南村乡政府在每个行政村都安置一名乡干部，长年住在村里，监察各村的基本动态。在调查中经常听到“村组织”的干部抱怨，乡政府卡得太死，村里的工作难做。笔者曾向他们提问：能不能根据村里的具体情况，对乡政府的安排布置表示异议？“那怎么可以？”一分村的村主任说，“乡政府根本不听你的，还要用党纪政纪处分你呢”。更重要的是，如果“村组织”不听乡政府的“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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