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致行动能力，这个时候，村庄的体制精英和非体制精英恰恰又合谋起来为了个人的蝇头小利而忙忙碌碌。村民不愿相信这些为蝇头小利而忙忙碌碌的人们。



综合起来，构成村级治理社会基础的主导方面，一是村庄精英本身的道德感、责任感、精英意识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村民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与状况。当然，村庄精英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这种关系构成了村庄动员的基础。[15]





[1] 参见贺雪峰：“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权力结构”，《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2] 参见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即发表。



[3] 此方面的专门讨论参见贺雪峰：《面子、利益与村庄的性质》，《开放时代》2000年第11期。



[4] 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9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 注意，当前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安排，是有利于形成村庄共同体的，有一些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大致如折晓叶所说的“超级村庄”，大多就是这样的共同体。参见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7] 王铭铭和吴重庆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参见王铭铭：《社区的历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吴重庆：“孙村的路”，《开放时代》2000年第11期。



[8] 参见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9]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页。



[10]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26－227页。



[11] 徐勇：“利益与体制：村委会选举背后的变数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2] 贺雪峰：“论作为村治资源的村组干部间人际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3] 华北B镇的收粮过程，参见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Ｂ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



[14] 1999年上报人均纯收入为2900元，农民说人均纯收入不会超过1500元，村会计也如此认为。



[15] 相关的深入讨论参见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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