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权力结构，村支两委在权力资源配置模式、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权力的制度规范、权力的影响力这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特征，但通过引入直接选举的制度化机制，能够协调两者的权力关系。



村民直选制度强化了村委会的权力地位，为村委会自上而下地提取民意支持（民主授权）提供了合法渠道。尽管乡镇党委及村党支部有办法控制甚至操纵村民选举，但这种做法已经失去合法性。在村民选举制度逐步完善的微观背景下，党支部的权力来源也迫切需要建构制度化的渠道，由此能够从村民群众中提取信任资源，“两票制”、“二选联动机制”就是提升党支部权威、协调村支两委关系的制度化机制。



在农村政治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协调党政关系的制度化机制，既有助于加强党的领导，也有助于促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这样双赢的游戏规则，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具有启发意义。确实，我们似乎还看到，一个与人民群众有鱼水关系传统的党，也有必要着手建构这样的制度渠道，使人民群众清晰地表达对党的领导的认同，从而巩固党在农村社会的政治基础。



（全文发表在《开放时代》2001年7月号，第34-35页；《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1期转载，第105-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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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笔者要感谢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所提供的博士后研究机会（1999-2000年）；就此问题，笔者与景跃进、牛伟洪、肖唐镖、贺学峰、仝志辉、苗佳等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在此一并感谢。



[1] Daniel Kelliher, “The Chinese Debate over Village Self-Government”, The China Journal, no.37, January 1997, p. 85.



[2] 陈世云：〈村民委员会建设情况的调查与对策〉，北京：《中国民政》，第10页。转引自柯丹青文章。



[3] 参见《乡镇论坛》2001（3），总第149期，第8-12页。



[4] 远山：，《乡镇论坛》2001（3），第9页。



[5] 白钢：，《乡镇论坛》2001（3），第11页。



[6] 明言：，《乡镇论坛》2001（3），第11页。



[7] 苗佳、邹希元：，《乡镇论坛》2001（3），第9页。



[8] 党国英：，《乡镇论坛》2001（3），第8页。



[9] 邹谠：《20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第158-70页。



[10]西方学者对农村二元权力的最新研究，可参见戴慕珍（Jean C. Oi）、罗斯高(Scott Rozelle)：〈选举与权力：中国农村的决策中心〉（Elections and Power: The Locus of Decision-Making in Chinese Villages,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162, June 2000, pp.513-539）。国内学者有关权力资源、权力资源组织形式（权力结构）的最新讨论，可参阅康晓光：《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页48-54。



[11] 权力资源的这种提取模式，有助于解释这样的经验发现：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出现“党强村强”、“党强村弱”的可能性大。弱集体经济-强私营经济的村庄，出现“村强党弱”的机会比较大。那些“党弱村弱”的瘫痪村，绝大部分出现在那些公-私经济均落后的“空壳村”。这表明权力资源在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实际配置，与村庄公-私经济的强弱具有正向相关。



[12] 有关案例，可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农民日报编辑部联合课题组(赵树凯执笔)：，《农民日报》1998年12月8日。



[13] 笔者在农村调查中，经常听到农民提出类似的疑问。



[14] 关于选举的内容选择问题（是选人还是选政策），实际上涉及到选举本身的政治价值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参见墨宁（Melanie F. Manion）：〈中国农村的选举联系〉（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Chinese Countryside, i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90, December 1996, pp. 736-748.）。



[15] 在笔者所调查的那些村庄，青年党员大多是在部队或者中学加入党组织的。而村里的党员发展对象主要来自村组干部。一般青年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党团观念。调查时间地点：1998年湖南。



[16] 不少被调查农村的团支部，往往处于有团员（中学入团）无活动，有组织无经费，挂牌子无凳子（没有自己的活动场所）的状况，而村妇联（妇女会）的实际工作主要是抓计划生育，妇联本身的组织作用体现不出来。调查时间地点：1998年湖南。



[17] 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党的组织工作言论集》，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8，页307-308。



[18] 国外学者包括欧博文(Kevin O’Brien)、李连江(Li Lianjiang)、墨宁（Melanie Manion）、帕斯特（Robert A. Pastor）、史天健（Tianjian Shi）等； 国内学者有辛秋水、景跃进、徐勇、项继权、萧唐镖、程同顺等。



[19]“行政型”或“混合型”的村治大约占中国农村的75%。参见张厚安、徐勇主编：《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页516-517。



[20] 中共民政部党组：，乡镇论坛杂志社、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农村处编：《1999年度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第113页。



[21] 广东省民政厅厅长许道生：(2000年10月)。



[22]“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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