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胡三省所说：“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12]

　　中原文人学士涌入河西，只是河西“多士”的一个原因。随着汉代对河西的开发，丝绸之路的畅通，河西文化与河西经济一起迂回上升。一批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士”，便在西北边陲的河西一隅，破土而出。因此，自汉以来，河西地区特别是敦煌，已是文化极盛之地，文人学士早已大量涌现。而西晋王室内乱，中州云扰，安定世族张轨出牧凉州，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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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西的文人学士，多出自西州大姓。如安定张氏、陇西李氏、略阳郭氏、西平田氏、金城宗氏以及敦煌宋、阴、索、汜等，都是“以儒学显”、“以儒学致位”、“以儒学见称”的西州右姓。当中原板荡、京洛公学沦废，学位下移之时，西州大姓在相对安定的河西一隅，“专心经籍”，致力儒学，既可以发展本地的学术文化，又能保存、继承固有的传统文化，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刘（渊）石（勒）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1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河西地区的文化事业在两汉以来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并一跃而成为北方文化中心，形成了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河西文化圈。

　　这一文化圈的形成又与河西各政权的执政者对学术文化和教育事业的重视提倡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张轨到凉州不久，即“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15]，并广泛征求高才硕学、经史著述等有识之士，如宋配、阴充、汜瑗、阴澹等为股肱谋主，为其政权服务。至张骏时，更“立辟雍、明堂以行礼”[16]，选派官吏主管教育事业。张祚、张天锡执政时期，多次派出使者，厚礼征聘隐逸有学之士。张天锡还以文人自居，在朝卿士、郡县守令纷纷拜师求学，形成风气；他还亲自组织了《首楞严》等经的翻译，稍后，凉州即高僧辈出，人才济济。 　　南凉秃发氏，最初致力于征战拓土，奖用武士，不大重视教育事业。后采纳史暠“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的建议，积极办学，“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17]。至傉檀时，又延纳后凉、后秦文士为己所用，使境内尊师重教之风依然兴盛。当后秦姚兴欲吞灭南凉，遣其尚书韦宗窥其虚实时，韦宗仅以“凉州虽残弊之后，风化未颓，……凭山河之固，未可图也”回报[18]，足见南凉兴学之举，影响已传诸境外。　西凉主李暠执政后思贤若渴，“采殊才于岩陆，拔翘彦于无际”[19]，广泛地吸收文人学士，并积极兴办教育，于敦煌“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就学[20]，他本人亦于从政之暇，训戒诸子，潜心向学，并亲自修补破损的书籍，在文化事业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刘昞一生著述颇丰，就与他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21]。沮渠蒙逊及其继承者对儒家文化和佛教的保护提倡更是史不绝书。

　　于是，河西地区便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学术成就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代表性人物。如郭瑀、刘昞、索靖、索敞、索袭、索紞、索绥、张穆、张斌、张湛、祁嘉、宋繇、宋纤、汜腾、阚骃等。他们不但自己勤奋好学，纷纷著书立说，而且还兴办学校，聚徒授业，传播和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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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少年游学受业于张掖郭荷，尽得其传。他“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郭荷去世后，他守孝三年，然后隐居于临松薤谷（今张掖马蹄寺景区），从事于撰著和教学，著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等，受业学生多达千余人，名噪于时。张天锡派人具书持节，前去征召，他指着飞翔于天际的大雁说：“此鸟也，安可笼哉！”遂深逃绝迹。使者拘系了他的弟子，郭瑀感叹说：“吾逃禄，非避罪也，岂得隐居行义，害及门人！”乃出而就征。后仍归隐于南山。前秦时，苻坚又派人去征聘他，正遇上他父亲去世而罢休。太守辛章派遣书生三百人前去受业。苻秦末年，王穆起兵酒泉，郭瑀与敦煌索嘏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响应。王穆任用为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他“虽居元佐，而口咏黄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踪”。后卒于酒泉南山赤崖阁。[22]

　　刘昞，字延明，敦煌人，大儒郭瑀的女婿和得意门生，曾经隐居于酒泉，从事讲学和著述，远近从其受业者，多达数百人。刘昞生历西凉、北凉和北魏三朝，都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极大重视。刘昞在西凉朝任儒林祭酒、中郎、护军等职，深得西凉王李暠的重视。其得刘昞，用比三国蜀主刘备之得诸葛亮。西凉为北凉沮渠氏所灭，刘昞再入于北凉，沮渠蒙逊拜其为秘书郎，掌管著书证史工作，并在西苑之中建造“陆沉观”作为学府，供其教授学生之用。沮渠蒙逊死后，其子沮渠茂虔对刘昞的尊重更是有增无减，尊其为国师，并令文武百官一律听其讲学。北凉时期，还将所著的《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作为河西文化的典范作品，献于南朝的刘宋。可见刘昞影响之大。在公元5世纪，北魏灭掉偏处河西的北凉政权，年近古稀的刘昞再入北魏，被拜为乐平王拓跋丕的从事中郎。刘昞对于北魏政权朝政和文物制度的建立多有贡献。后于凉州患病而卒。在其卒亡之后，在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太保崔光奏称：“敦煌刘昞，著业凉城，遗文兹在，篇籍之美，颇足可观。”[23]刘昞一生著有《略记》一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二卷，《靖恭堂铭》一卷；并注疏《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书。其中《略记》、《凉书》和《敦煌实录》，是三种不同体裁的著作，各具特色；特别是《敦煌实录》，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实录性的史书，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这些著作，即可见出刘昞学问之渊薮。说其为南北朝时期敦煌乃至全国的一位大儒、大学者，当是不谬的。

　　阚骃，字元阴，敦煌人，著名史地学家。祖父阚倞，父亲阚玖，都是当时河西的著名学者。阚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儒”。在沮渠蒙逊的北凉政权中，他官至秘书考课郎中。公元436年，北魏灭北凉，占据河西走廊，阚骃官拜北魏乐平王拓跋丕的从事中郎。乐平王死后，他流落到北魏的首都平城，“家甚贫敝”，饥寒而卒。他生前曾注疏王朗的《易传》，撰《十三州志》等。《十三州志》是一部继《后汉书·郡国志》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史地著作。书中对河流山川、地名物产等都作了认真的考证，在很多地方纠正了前人的错谬，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巨著，备受学者的重视。[24]

　　索靖（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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