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的爱情；审慎、严肃而又现实的态度，是先相知后相爱的。
    盖斯和莱拉对待爱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盖斯癫狂而又神经质，不能自己，任其自然恣意。炽热爱情折磨得他身心衰竭，在内志沙漠谷地间疯疯癫癫地游荡，唯有听到莱拉的名字和有关莱拉的谈话才能振作精神。莱拉很理性，深知自己处于两难境地，“一面要维护贞操的圣洁，一面割舍不下心爱的人”（第一幕），她最终用理智战胜了情感。他俩的爱情产生于自小一起放牧、嬉戏中，也是先相知后相爱的。
    罗朱对待爱情可以说是狂热、无所顾忌的。他俩一见钟情，各自为对方的美貌所倾倒，是先相爱再相知的，典型的爱情至上主义者。
    最后，在捍卫爱情的行动上。
    梁祝“为自己的命运而抗争所采取的行动往往是被动、极其可怜的，甚或采取‘忍’、‘让’的态度以缓和矛盾而最终换来自身爱情的悲剧”[8]。梁得知父亲将她许配马家时，先是“惊愕良久”，委婉拒绝；后与父争辩，愤然离去；再是深锁闺中，饮食不进，这便是祝她最激烈的反抗行动。梁欢天喜地来到祝家提亲，知晓祝已明花有主，要祝退婚并想告官，祝则劝道：“梁家无势又无财”，告状“于事无补要先吃亏”，况梁是“单丁子”，请他“另娶淑女”。在爱情留存的危急时刻，它们不是商量对策以求生路，而是不约而同地想到死。祝要梁将坟墓筑在马家娶亲花轿必经之地，并在墓碑上刻上他俩的名字。一对恋人宁肯为爱情憔悴而忧思成疾慢慢地死去，也不愿公开地为爱情决一死战。
    盖斯为争取爱情所采取的行动是疯狂而丧失理智的。他不顾阿拉伯礼教，在诗中大胆歌咏莱拉。不怕流言蜚语，佯装到莱拉家借火种，去见心上的恋人。向莱拉倾诉爱情，连火盆的火烧着了衣袖，灼伤了皮肉，竞无知觉，最终被莱拉的父亲赶走。请朋友帮忙打探莱拉的心思，还请地方官替他向莱拉父亲求婚。莱拉嫁人后，盖斯来到莱拉的新家，对其丈夫冷嘲热讽，质问他与莱拉有否夫妻生活。见到莱拉后，要求莱拉与其私奔。莱拉劝他等她离婚，而盖斯竞责备莱拉变了心，伤害莱拉“明天将另觅新爱，将其迎娶进门”（四幕二场），并不顾莱拉的恳求，负气而去。莱拉嫁人后，为盖斯守身如玉，与丈夫“同床不共衾”。“她是个固守礼教的贝督因少女，又是个矢志忠于爱情的恋人”[9]。
    罗朱为捍卫爱情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斗争方式。罗杀死朱的表兄遭流放，朱派人送去她的指环安慰罗，以表她的诚意和决心。面对母亲的逼嫁，她一面巧妙应付，一面与罗秘密结婚，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偷偷地渡过新婚之夜。为了保住自己的幸福，她不惜用撒谎、假死等手段。而罗密欧被爱情的火焰点燃后，一切行动变得无所顾忌。初识朱后，便冒着危险翻墙潜入朱家花园，向朱吐露爱慕之情；随后又大胆进入朱的闺房，与之分享爱情的幸福。可见罗朱为爱情所采取的行动是大胆又不惜代价的，具有一反到底的精神。
    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下三部爱情悲剧男女主人的爱情表现是大相径庭的。徐剧表达爱情隐蔽、含蓄；对爱情的态度清醒而不失理智；捍卫爱情所采取的行动软弱，不坚决、彻底。邵剧表达爱情公开、率直；对爱情的态度冲动而丧失理智；捍卫爱情所采取的行动鲁莽、疯狂。莎剧表达爱情明确、袒露；对爱情的态度热烈而无所顾忌；捍卫爱情所采取的行动大胆而有所作为。    相映生辉之美
    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外在的物化形态，并通过个体的参与活动将本民族的观念定势、思维定势和审美标准显现出来，多少能折射出其文化的内涵和基质。中国、阿拉伯、英国剧作家依存各自的文化背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三部纯殉情文本中或深或浅地触及到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直观地再现了本民族不同时代的生活习俗、精神风貌和宗教信仰，并在剧情安排、男女主人公的殉情方式和剧情结尾处作出了符合本民族审美心理需求的诠释。
     徐剧描绘的是中国江浙一带的封建社会，规模不大的小城镇和南方秀丽的田园风光，有员外、相公、千金小姐、书童等身份的人物，祝家庄、草桥亭、古庙等场景，展现了中国农耕文化的特点。剧中，祝父劝女儿在闺房描龙绣凤、裙钗之女不能抛头露面、父母之命不得违抗、三从四德乃天经地义，俨然一副儒家思想的卫道士。祝英台着白衣素服、带着白纱灯、三千纸银锭拜祭梁坟也有着浓重的儒家文化色彩。中国文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人际关系的和睦，于事“和为贵”、“和为美”便成了中国文化理想追求的审美凝结，这体现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故事情节较简单，不错综复杂。从梁祝初识的“草桥结拜”，到两人感情发展的“托媒”和“十八相送”，至梁山伯迫切求婚的“思祝下山”、“回忆”乃至梁祝倾泻感情的高潮“楼台会”都很少有正面冲突，一味平铺直叙优美雅致的故事，起承转合中不见波澜。唯一的冲突在“逼嫁”时，祝与其父争辩并采取绝食的行动以示抗争。在殉情方式上，梁“刻骨相思染重病”，祝捎来亲笔信和一束青丝发，以示结发夫妻到白头。祝来到梁坟前立誓不同生求同死，这感动天公，坟墓豁裂，祝纵身跃入，实现了“生不同罗帐死同坟”，突现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定势，不敢正视客观存在，以中庸之道弥补人生的缺憾，补偿心理的失衡。结尾梁祝化作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双飞双栖，更有着中国古典悲剧所特有的“大团圆”之趣，这是“中国人民传统的审美心理与情趣的必然要求：追求心理满足的完整性；强调和谐的中正和平；求得思想慰藉的阴柔；充满乐观向上精神的完美性；善恶终须有报的目的性”[10]，营造出一种清意缭绕、余韵飘渺的意境美，极富东方色彩的人情魅力。
    诗剧《莱拉的痴情人》发生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初建伍麦叶时期的内志沙漠地区，因而剧作家邵基在诗剧中展示了阿拉伯半岛游牧民族贝都因人的生活习俗、社会状况和宗教信仰，既具有浓郁的阿拉伯游牧文化特点又具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特色。有部落青年男女、部落长者、地方官、传诗人、精灵、赶驼者等身份的人物，有沙漠、阿米尔部落、商队、帐篷等场景。风俗习惯上，他们用双手拍掌、倒穿衣服表示迷途忘返。阿拉伯人思想意识中因果观念薄弱，依靠占卜、巫术排忧解难。盖斯爱上莱拉后，常神智错乱。在第二幕，女侍白勒哈给盖斯带来他母亲烹调的食品：一只掏去心脏的羊，巫师在上面贴了符咒－ 这是医治盖斯痴病的药方。另外，古时的阿拉伯人认为精灵离人很近，离诗人更近，人的精神错乱便是精灵所为。每个诗人都有一个精灵向他启示诗句，并有一个传诗人相随相伴。邵基在剧中写了盖斯的传诗人齐亚德和其精灵伍麦维。齐亚德不仅是盖斯的传诗人也盖斯的忠实的朋友，即使在盖斯最困难的时刻也寸步不离，为他日夜操劳回击挑衅者。盖斯的精灵伍麦维不仅见证了莱拉的贞洁，替盖斯保护莱拉，还在盖斯精神错乱、迷失荒野时将他引到莱拉家前，使两人得以相见。在道德上，他们固守部落礼教，让苏丹裁决用诗歌谈情说爱者，甚至允许莱拉的父亲可以将盖斯杀死。伍麦叶时期的阿拉伯人已信奉伊斯兰教，剧中出现了在昏厥者耳边高声呼唤“至高无上的真主”或对话中有“敬畏真主”、“愿真主怜悯他”、“天堂”、“火狱”等穆斯林信徒用语。沙漠是阿拉伯贝都因人的家园，它空旷单调、贫瘠荒凉却有着自由奔放的生命，这在阿拉伯民族审美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自由度与简朴感，因而阿拉伯文化崇尚直朴、简洁的美，体现在邵剧上情节简单，单线条地以盖斯的爱情展开。从盖斯热恋莱拉受挫、害了心病神志恍惚到地方官带他求婚遭拒绝、一对情人重逢不欢而散、莱拉陵墓前悲伤过度咽气，结构不复杂，道也是波澜起伏，紧张气氛突起，地方官领着盖斯向莱拉的父亲提亲，刚走近阿米尔部落，便见阿米尔人个个手拿器械，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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