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纷纷加入了民间歌舞的大潮中，在广大汉族民间，农民们把传统的秧歌、龙舞、狮子舞、高跷舞、旱船、跑驴、竹马、小车等这些深受百姓喜爱的民间艺术舞了起来。如安徽凤阳花鼓，过去是一种闹饥荒流落它乡讨饭时表演的舞蹈，如今成了最好的大众抒情方式。“灯舞”是流行于长江、黄河广大地域的民间舞蹈，50年代以后，每逢年节各地的“灯舞”活动精彩纷呈，表达了人们对新社会的一片祝福。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民间艺人，如：傣族著名的舞蹈家毛相是傣族舞蹈的代表，他表演的《孔雀舞》、《嘎光舞》等闻名遐迩。他表演时，常常穿戴起高高的孔雀服装架子，模仿孔雀开屏的优美姿态，引得群众的喝彩。还有善跳东北秧歌的齐怀学、安徽花鼓灯名家冯国佩、以丑角表演闻名全国的周国宝等等，在中国舞蹈界享有很高的名望，他们为中国民间舞蹈艺术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是突出的。
可以这样说，50年代是我国群众舞蹈开展的最热烈、最活跃的时期。自50年代末开始，中国大陆刮起了“浮夸风”，许多表演团体和群众艺术场馆都先后被撤消，这些因素深深制约了群众舞蹈的发展。取而代之的是《除四害舞》、《抓老鼠舞》等一些概念化、标签式的舞蹈形式。
（六）
1966年至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舞蹈领域里首先遏制了民间舞蹈艺术的发展。在舞蹈创作领域提倡以阶级斗争为纲，舞蹈作品要塑造“英雄人物”，突出表现阶级斗争，在短短几分钟的舞蹈里表现阶级斗争的内容。一些表现花、鸟、鱼、虫、神话、童话、爱情等方面的内容被一概否定，如舞蹈《春江花月夜》被指责为“披着华丽的外衣，兜售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的作品”。认为该舞表现了追求没落生活的贵夫人之流的感情。总之，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都被禁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具革命性与斗争性的“造反舞”和“忠字舞”。
“造反舞”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产物，它是随着“文革”中的“红卫兵”现象而产生。“造反舞”最初的表现形式是：一些参加了“革命”的学生，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以“宣传队”的形式在街头巷尾唱歌跳舞，所唱“造反歌”配以“造反舞”。之后，这一舞蹈形式以惊人的速度风靡全国，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舞蹈。“造反舞”以“挺胸架拳提筋式、托塔顶天立地式、扬臂挥手前进式、握拳曲肘紧跟式、双手捧心陶醉式、双手高举颂扬式、弓步前跨冲锋式、跺脚踢腿登踹式”为主要动作形态。这一动作形态后来被人们戏称为“八大件”。与“造反舞”相对应的是“忠字舞”，它是继造反舞之后流行于全国的又一大众舞蹈。该舞在表演时，舞者手持红色绸巾，唱着“语录歌”、伴以“十字步”、“弓箭步”、“吸腿跳”等舞步，边唱边舞。有学者考察后认为，这一舞蹈源自于蒙古族民间舞蹈“安代舞”，或许是内蒙古地区的红卫兵发明创造，而后流传于全国。在那时，从街头到学校，从城市到农村，无处不见“忠字舞”的影子。
十年“文革”，使中国民间舞蹈艺术的发展受到了影响。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在中国的舞坛上却发生了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发源于西方贵族宫廷的“芭蕾舞”艺术形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和普及。
早在1957年北京舞蹈学院就开设了芭蕾舞专业，中国的芭蕾舞教育从开始就接受了俄罗斯学派的影响，不少前苏联专家曾多次来华传授芭蕾舞艺术。在他们的帮助下排演了世界古典名剧《天鹅湖》、《关不住的女儿》、《吉赛尔》等，从而奠定了芭蕾舞在中国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芭蕾舞艺术有了新的要求，芭蕾舞要有中国自己的剧目的呼声日益强烈。1964至1965年间，两部表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诞生了。这是中国舞蹈史上第一次用西方芭蕾艺术形式来讲述中国军民斗争生活故事的艺术作品。
《红》、《白》两剧使中国解决了芭蕾舞民族化的问题，使芭蕾舞这一西方艺术具有了“中国特色”。在具体表现手法上，《红》、《白》两剧打破了西方芭蕾舞艺术原有的局限性。在西方芭蕾舞中，以神仙、公主、王子等为主人公已成为一种惯例，而在《红》、《白》两剧中，中国的舞蹈家们从形式到内容彻底改变了这一模式，使普通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深受压迫的穷苦人，成为了舞剧的主角，老百姓及其命运变化上升为决定性的艺术因素。此外在艺术手段上依据中国人的欣赏，加入了中国民间舞蹈素材和富有中国民间音乐风格的旋律，将芭蕾舞动作语言的审美经验与中国人的审美趣味紧紧结合在一起，从而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应当说，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正是通过这两部民族芭蕾舞剧广泛结识、参与到包括芭蕾舞艺术在内的舞蹈活动中去的。《红》、《白》两剧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同时也显示出很强的生命

力，这一点在今天也是无庸质疑的。这两部舞剧的成功，不但体现了我国舞剧创作上的探索成果，而且引起了整个世界芭蕾舞坛的瞩目。
《红》、《白》两剧在60年代后期被封为“革命样板戏”，于是，在全国刮起了一股“红色芭蕾旋风”，芭蕾舞艺术以惊人的速度在各地传播和普及。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专业到业余，从成人到少年形成了一个跳芭蕾的浪潮。芭蕾舞艺术走进平民的生活，真正成为平民的艺术。这场“样板戏普及运动”，对中国人是一次被革命浸染过的芭蕾舞知识和审美风格的普及教育。
（七）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干枯了多年的舞蹈又开始滋润起来了，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人们的生活中又响起了“华尔兹”的音乐，与交谊舞久别的人们又开始跳起来了。在舞蹈界，很多中老年舞蹈家们重返舞台，一大批经典剧目被重新上演，如《荷花舞》、《孔雀舞》、《天鹅湖》等。文化部、国家民委多次举行了全国性的文艺调演，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繁荣了艺术创作，产生了很多优秀的舞蹈作品，人们切身感受到了舞蹈艺术的又一个春天。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舞蹈作品是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它荣获了“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作品奖”。1979年，甘肃省歌舞剧院创作演出了以古丝绸之路上的善恶故事为背景，以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为题材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该剧主要歌颂了创作盛世精品敦煌壁画的普通画家，赞美了中外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丝路花雨》不仅剧情曲折复杂、人物形象生动，而且场面恢弘，服装精美，舞美设计与音乐都有新意。剧中的“琵琶舞”、“波斯舞”、“盘上舞”等舞段新颖别致，编排独特，尤其是剧中那些带有异域情调的舞蹈曾令当时的观众兴奋不已。就舞蹈艺术而言，《丝路花雨》的最大成就在于“复活”了敦煌壁画的舞蹈形象，在深入研究敦煌壁画乐舞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舞种——敦煌舞，其中“琵琶舞”中的“反弹琵琶伎乐天”的造型更是成了“敦煌舞”的经典标识。
舞剧《丝路花雨》的出现不仅在中国舞坛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且创造了中国民族舞剧巡演世界的纪录。从此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持续不断的“古代乐舞复兴”，出现了一大批“仿古乐舞”，如：《仿唐乐舞》、《编钟乐舞》、《西夏古风》、《九歌》、《长安乐舞》、《汉风》、《铜雀伎》等等。中国“古代乐舞复兴”之风，不仅极大的丰富了艺术创作，而且继承和宏扬了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舞蹈家们前所未有的艺术创作力。
从1980年以后的十余年间，中国舞蹈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舞蹈新时期”的阶段。自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开始，中国的舞剧创作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同时，小型舞蹈的创作是突飞猛进。1980年国家在大连第一次举办了全国性的舞蹈比赛，这一次比赛在中国20世纪舞蹈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涌现出了一批好的作品，如：《希望》、《金山战鼓》、《水》、《囚歌》、《养蜂的小妞》、《海浪》、《追鱼》、《无声的歌》等，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触及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了人性的不同层面。中国的舞蹈编导们勇敢地从单纯的“庆丰收、过节日、歌功颂德”的创作模式中摆脱了出来，开始注意寻求和探索舞蹈艺术的文化内涵，探索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舞蹈创作领域的文化意识开始苏醒。
这一时期，中国民间舞蹈的发展出现了一个人才辈出、创作空前活跃的局面。张继刚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
1991年，由张继刚导演的一台名为《献给俺爹娘》的舞蹈专场晚会在北京舞蹈学院举行，这台晚会在中国舞蹈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是一台具有文化“寻根”意味的舞蹈晚会。张继刚有着深厚的黄土文化根基，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在舞蹈《黄土黄》、《俺从黄河来》、《一个扭秧歌的人》、《好大的风》等一系列作品中，张继刚充分挖掘民间舞蹈的表现力，讲述了黄土高原人的悲欢离合，作品深刻关注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的生存意识和生命意识。他的舞蹈注重情节，语言简练，刻画人物细腻，讲求戏剧的矛盾冲突，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张继刚是一个多产编导，自1986年以来的十余年间，共有160多部作品问世，这些作品不但赢得了荣誉，使他成为中国舞蹈界的“世纪之星”，也在舞蹈界之外为舞蹈界赢得了声誉，从而改变了人们对“民间舞蹈无法表现人物复杂的内心情感”的陈旧观念。
通过张继刚的这些作品清晰地折射出青年编导们怎样感受着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在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不是一味地去追随时髦，而是竭力地挖掘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不断探索和提高中国民间舞蹈的表现力。
中国舞蹈在整个20世纪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舞蹈队伍越来越壮大，舞蹈艺术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舞蹈创作领域思维活跃，观念更新，呈现出了多元文化格局。很多舞蹈家们在扎根于本民族文化这块深厚土壤基础上，努力寻求中西方舞蹈文化的结合点，不断尝试着以西方文化的观念，现代舞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来读解中国传统舞蹈文化，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种探索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会表现的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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