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深深的触动了人类的灵魂和放射出了灿烂的思想光芒。浪漫主义音乐也正是在于其将理性与感性加以完美的结合，从而开拓了人类音乐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辉煌时期。勋伯格在一篇谈论自己用十二音方法作曲的文章中，强调思想的重要性时认为“从前，声音是思想内在本质的放射，其力量足以刺透形式的外壳。不是光的本身，就没有任何东西刻意放射，这里只有思想才是光。...... 今天，声音很少与思想联系。有肤浅心灵的人不关心消化思想而特别注意声音。...... 我的音乐中的声音随著思想的每次转换而变化 －－ 感情上，结构上或其他 －－ 这是事实”。

    音乐的他律性一方面体现在作品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作曲家个性等各种流派风格特征方面，如从中世纪直至巴罗克时期的音乐是宗教的附庸，巴罗克音乐受建筑装饰性的影响，浪漫主义音乐挣脱宗教的束缚张扬人的情感个性以及其与社会、历史、生活紧密联系的标题性内容，印象派音乐受象征主义诗歌与印象派绘画的影响等。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主体的欣赏氛围、心态、角度、审美理解能力等方面。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热烈赞赏一位普通劳动者的吉他弹奏，说比演奏家的表演更使他心醉神迷，这显然是听者受现实生活场景的影响，融进了生活的内容所至。

    接受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伊瑟尔认为，一部优秀的作品在其意象结构中总是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从而形成一种潜在的“召唤结构”，促使接受者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审美理想等去确认、补充和丰富；文学（艺术）作品的意义和永恒的魅力，正是在这种文本与读者（受者）的相互作用中呈现、生成的。此话不仅对文学作品而言，包括音乐在内的所有艺术种类皆是如此。

    同样一位作曲家的音乐既可以从政治 意识形态的角度予以解释，也可以从社会性别的角度予以解释，我们也许会发问，为什么同一个音乐作品有可能支持如此迥然不同的解释？答案当然是，因为音乐不具有象造型或语言艺术那样的意义和参照。19世纪初的哲学家和批评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观念或许仍然有效。我援引当代美国作曲家罗杰·塞欣斯（Roger Sessions）对此的阐释来作为本文的结束：“音乐直导我们心理生活的生命能源，从中创造出一种有其自我独立存在、法规和人文意义的范式。它为我们再现我们精神存在中最隐秘的本质、速度和能量，我们的静谧和不安，我们的生气和挫折，我们的勇气和软弱 一切我们生命内在动力变化的明暗侧面。它的再现比任何其他人类交流媒介都更加直接、更加细致。”这实际上达到音乐美学中对立的两派观点的综合 音乐是自律自足的，同时它又与人类生活最最深刻的心理感受紧紧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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