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式的影片里，中国人被表现为残忍而不能控制自己的异类，而中国则成为西方主人翁猎奇冒险、获得刺激的游戏场。

　　西方人对于通过发达的信息技术赫然呈现在眼前的现当代中国，远不如对更为古老的中华帝国更兴趣盎然，而溥仪所代表的，正是那种即将消逝的神秘与变幻无常的传奇。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曾经撰写名著《紫禁城的黄昏》，李敖为中译本作序时曾指出："古今中外亡国之君很多，但是亡国以后数十年间，饱更忧患，忽而御苑称孤、忽而出宫道寡、忽而以王被尊、忽而因夷就攘，最后满洲为帝、赤塔成囚、东京受审、抚顺观天，垂老又以一介平民，重回故宫，重游他当年做皇帝的所在，为难友作义务导游......这几十年的荣枯对比与浮沉奇遇，不但是古今中外帝王所绝无，也是人类有史以来平民所仅有。"溥仪的一生的确太动人了，而一直拍到末代皇帝1967年去世的这部荣获九项奥斯卡奖的巨片，作为贝纳多?贝托鲁奇的杰作，几乎将本世纪中国重大的风云变幻全部摄入眼里，带着某种韶华终逝的溢彩流光，以及认为西方对中国产生正面影响的价值判断，它所涵纳的是不无西方优越感的观照姿态，以及对于中国漫长而神奇之历史的惆怅。

　　4、美国华裔电影的兴起

　　美国华裔电影（包括华人创作、编导和演出等）的兴起与美国华裔文学在美国掀起的浪潮密切相关。早在五十年代，黎锦扬荣获Commonwealth Club奖的小说《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就先后被改编成百老汇音乐剧和电影公演，但《花鼓歌》却将美籍华人遭受的种族歧视、华埠社区存在的男女比例极为不均衡的状况、移民两代人的冲突等问题，用喜剧的气氛予以消解，唐人街被渲染成古怪奇特、异国情调式的场所，华人似乎是怯懦软弱、没有理性的异类，中国的风俗习惯、食品与药物被故意描写成与美国大相径庭的"东方奇观"，这反而强化了美国大众对中国人的定型化偏见。

　　然而1961年出版的路易斯?朱（Louis Chu）的小说《吃一碗茶》(Eat a Bowl of Tea) 以同情的笔触，从普遍洗衣工及餐馆服务人员的角度展示了唐人街的日常生活与问题，它没有忽视社区的虚弱，但也没有掠过那里所存在的内在勇气，从而较为现实地展现了唐人街男性社会存在的性压抑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吃一碗茶》没有像《花鼓歌》那样风行一时，也没有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因为真切描写了华人在狭小的唐人街社会的情感与境遇，没有屈从于异国情调式的、或怪诞邪恶的、或认同于美国社会的媚俗写法。在六十年代，《吃一碗茶》因其真实性而被大众遗忘，现在却被批评家们重新忆起，著名华裔导演王颖还将其拍成同名电影于1989年公映，颇受好评。

　　更受关注的美国华裔电影包括根据谭恩美（Amy Tan）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喜福会》（Joy Luck Club），它透过两代华人母女在美国的命运遭际，探讨了美国社会极为普遍的母女冲突与和解的问题。根据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荣获Tony奖的同名戏剧改编的电影《蝴蝶君》（M. Butterfly）探讨了西方（男子）／东方（女子）之间存在的二元对立与文化误识，并局部颠倒了普契尼《蝴蝶夫人》（日本女子向美国军官殉情）的东方主义叙事。《蝴蝶君》取材于真实的故事，一位法国外交官痴迷于中国京剧旦角演员，而此演员不仅是男性，而且是新中国政府的特工人员，最后白人外交官自杀身亡，借此，黄哲伦戮穿了东方／西方认知模式里的西方文化霸权与殖民谎言。此外，华裔影星陈冲和尊龙等人也在美国影坛迅速掘起并站稳脚跟，而另一类重要的类型片-中国武侠电影，经过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人的发扬光大，已经影响了美国影坛正面塑造具有阳刚之气的东方英雄形象。

　　五、结语

　　综观美国电影里的中国与中国人形象，我们不堪回首那些由于政治纷争、种族或文化歧视而衍生的定型化偏见；而那些以自我为中心，贬抑他者，在自我／他者之间灌输主仆尊卑、贵贱对立的种种失误，需要在新的异邦形象的生产和消费当中，加以挽回或纠正。在走向多元的世界文化景观里面，不同民族与文化应尝试"互为主观"以破除成见，反省自我并丰富自我，同时与其他民族、文化、社会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与交流。一百年来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作为有待梳理也有待拓展的研究课题，已经为中国／美国乃至东方／西方之间的跨文化交往提供了丰富的个案，并有助于我们反思跨国族"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过程中的洞见与盲点。

上一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