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公司的《把它告诉海员们》（Tell It to the Marines, 1926）写中国土匪骚扰汉口的一群美国护士，后被美国海员击溃。这些电影明显是"黄祸"文学的产物，但电影结局并不都是美国白人英雄大获全胜，这就要涉及我们下文专题讨论的形象了。

　　3、从傅满洲到陈查礼

　　1913年，排华倾向尚占上风之际，英国人阿瑟?沃德（Arthur Ward，笔名Sax Rohmer）塑造的恶魔形象傅满洲，却在美国的文学、电影、电视、广播电台，吸引了数以百万的读者与观众，使得这一黄祸概念极为典型的定型化形象扎根美国。傅满洲系列有十三部长篇、一部中篇、三个短篇，效仿者多不胜数，而那个对西方构成威胁的人物有如是面貌："想象一个人，细高干瘦而且阴险，双肩高耸，长着莎士比亚式的额头，撒旦式的面孔，头发奇短的脑壳，还有真正猫绿色的细长而夺人魂魄的眼睛。如果你愿意，那么赋予他所有东方血统残酷的狡猾，集聚成一种大智，再赋予他一个富裕国家的所有财富，尽管那个国家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想象一下那个可怕的生灵，于是黄祸的化身傅满洲博士，你心中就有了一个形象"。

　　这段描述赋予傅满洲智力超人、法力无边的特征，并将东方所有"邪恶"的智慧全部集中在傅满洲一人身上，并让他随心所欲地调动一个国家的所有财富。而且，傅满洲的长相也真是东西合璧：西方莎土比亚的额头，象征着才能超群者的智慧；想像中撒旦的面孔，暗指邪恶狰狞而又法力无穷；猫一样的细长眼，这是西方人对东方人外貌特征的典型想像，见出傅满洲这个人物本身所被赋予的丰富的隐喻含义。何伟亚（James Hevia）认为，"正是这种东西方的组合使傅满洲比欧洲人幻想中的经典的东方野蛮人入侵更可怕，也比廉价的华工在欧美的泛滥来得更为深刻，因为这种东西方知识的融合蕴含着像推翻骨牌一样推翻西方、破坏帝国结构乃至全球白人统治的可能"。

　　傅满洲的存在"不受任何自然法则的约束，是邪恶的化身，一个不会死的肉身。"（沃德语）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种既带有本土特征，又具有异国情调的"魔"成肉身的形象，正如作者本人所言，是黄祸焦虑具体化的一幅心像，它暴露了西方十九世纪末直至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风行一时的排华(或是排斥亚洲人)的社会风气。或者如何伟亚指出的，傅满洲"不只是一个通晓东方古代知识的大师、一个聪明绝顶的中国人，一个毒品高手，他也不满足于通过在欧洲大学的学习所掌握的广博的西方科技，他实际上比此野心勃勃得多??为了攫取更多的知识，他一步步渗透大英帝国，从殖民地的边缘直到帝国的中心。"

　　然而在同一时期，在同一个好莱坞，另一个全然不同于傅满洲的形象却与之分庭抗

　　陈查理是华裔夏威夷人，而夏威夷在美国社会是最少种族、肤色歧视，也具有最多民族移民的地区。如果试图扭转"黄祸"观念臆造的可怕而又可恶的中国人形象，同时又使新的华人角色具有可信度，那么，温良而又不乏狡猾的陈查理是夏威夷人，是不无偶然的情节设计。陈查礼所代表的是这样一类美籍华人：谦卑、守法而又不失精明，对美国社会忠心耿耿，但他的容貌举止仍旧与美国白人明显不同。这种他者形象的构造，承袭着十九世纪以来美国文学对华人的另一种陈词滥调的评价，华裔被视为滑稽可笑但又知礼守法的"非我族类"。陈查礼系列次要角色包括他能干的长子和次子，另外小说家休?威利（Hugh Wiley）创造出类似的黄姓侦探，他们仿佛东方福尔摩斯，持续侦破各类悬案，是有能力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与傅满洲形象形成鲜明对照。

　　虽然傅满洲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比陈查礼率先问世，但在好莱坞电影世界，陈查礼却比傅满洲更早被搬上银屏。自1926年《没有钥匙的住宅》（The House Without a Key）公映以来，二十年代有两部、三十年代有二十部、四十年代有二十四部陈查礼电影公映，最后一部于1949年完成。陈氏的原型是夏威夷州精明干练的华裔探警，比格斯指出他之所以塑造 "模范少数族裔"侦探陈查礼这一现象，是因为"多年以来，华人歹徒角色充斥犯罪小说，但从来不曾有善于待人接物的华人出现在正义和法律的圈子里，于是我就试图创造一个这样的角色"。比格斯早逝，仅写出《中国鹦鹉》（The Chinese Parrot, 1926）、《帘幕后面》（Behind That Curtain, 1928）、《黑骆驼》（The Black Camel, 1929）、《陈查礼在行动》（Charlie Chan Carries On, 1931）、《钥匙守护者》（Keeper of the Keys, 1932）等作品。陈查礼得意时每每援引中国圣哲的格言古训，而且每次破案胜利都以这种谐谑场景收尾，这已经成为屡受模仿的经典噱头。实际上，这些格言一方面证明陈查理被美国社会所接受，但另一方面却再一次突显了他的异质性存在，即一名暂获接纳的他者，拥有另一种民族文化智慧的他者，其效果则类似闹剧。

　　何文敬这样分析道，"陈查理之普受欢迎，主要是透过好莱坞在1930、40年代陆续推出的四十七部剧情片系列。自从1926年好莱坞将The House without a Key搬上银幕以来，有关陈查理的影片逐渐在美国造成轰动；于是，好莱坞在比格斯逝世(1933年)后，随即聘来一位名叫麦克唐纳(Philip MacDonal)的作家接棒。而陆续在银幕上饰演陈查理的白人演员分别是欧兰德(Warner Oland)、托勒(Sidney Toler)、温特斯(Rolald Winters)。除了上述之主观条件外，陈查理之广为流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1930年代期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的侵略与扩张，美日关系日益紧张，中美关系则转趋密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好莱坞亦积极塑造善良的华人形象。根据沈晓茵(Shiao-ying Shen)的说法，在托勒主演陈查理期间(1938-47)，陈查理影片公开向中国和中国人示好；相对的，好莱坞在反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停映有关日本侦探原先生(Mr. Moto)的系列影片。换句话说，美国电影工业将他关进拘留营(internment camp)。"无论小说还是电影版本，华裔侦探陈查理都能笑到最后，不过小说中大量存在的次要人物：亚裔出租车司机、餐馆侍者、家仆以及共它行业的下层劳动者，却仍在美国社会受苦受难。陈从来不向白人展示愤怒、受挫感与不快，他似乎是一名清心寡欲、安于职守、被白人社会所首肯的"模范分子"。他对白人主人公鞠躬与道歉的谦和态度，象征性地暴露出他试图取悦于白人听众的姿态。傅满洲系列集中于1929年至1932年，《神秘的傅满洲博士》（The Mysterious Dr. Fu Manchu, 1929）、《傅满洲的面具》（The Mask of Fu Manchu, 1932）等电影系列暴露的是白种人自身的危机意识，它编织的主要叙事情节是傅满洲亲自出马，或是派遣女儿，兴风作浪，为害西方世界，而苏格兰的史密斯爵士挺身而出，与"恶魔"斗智斗勇，电影的结局当然是白人最终战胜野心勃勃的异类。围绕傅满洲这一典型恶棍形象，之前有伍芳系列（暗指当时中国驻美大使伍廷芳），之后有无情明帝（与飞侠高顿相敌对），此类虚构式中国恶魔形象在三十年代以后的电影中又改头换面，成为半虚半实的中国军阀，如《严将军的苦茶》、《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 1932）、《将军死于黎明》（General Died at Dawn, 1936）、《上海之西》（West of Shanghai, 1937）等，煽情描写地方割据的军阀之间的争斗，这些形象某种程度上是好莱坞电影中美国匪帮形象的中国对应物。

　　中国对傅满洲小说、电影系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