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拍摄的影片《王国之钥》（The Keys of the Kingdom, 1944），小说原作是克罗宁（A．J．Cronin）著名的畅销书，讲述一名苏格兰牧师作为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偏远省份的生活经历。美国乃至西方有关中国本土的想象大多得益于传教士的记录，然而刻画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经历的电影却寥若晨星，格利高里?派克主演的《王国之钥》是一部杰作，是"美国银幕上描绘中国最精确的作品之一，尽管它完全是在好莱坞拍摄的"。

　　二战结束之后，冷战开始以前，意识形态的束缚被短暂解除，关于中国的电影又复归煽情悲喜剧、爱情奇想、包含插科打浑和凶杀命案因素的离奇故事等，叙事场景往往选在上海、新加坡、澳门或是香港，此外，远东的走私、黑市、贩毒等题材也沉渣泛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电影的亚洲想象问题，美国人常常将亚洲人混为一谈，美国电影界也常常将中国人与其他亚洲人、或者将新加坡与中国其它城市不加区别。亚洲人与亚洲文化虽有相似之处，然而美国电影界的误读和混淆，仍然暴露出美国对亚洲的有限了解，以及笼罩在中国想象之上的西方中心主义。

　　四、1949年以后

　　1949年至1972年中美重新建交之前，是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态度时代，朝鲜战争及越南战争时期中美两国的对峙，使中国人再度以敌人的形象出现在美国大众文化。赛珍珠的作品《北京来信》（Letter from Peking, 1957）将新中国描写成一个极度压抑的地方，男主人公是中美混血儿，曾经将妻儿送回美国，自己宁愿留守北京，为中国效力，但他最终大失所望，在试图逃离苦海、跨越边境时，被开枪打死。另一著名作家罗伯特?爱列根特则以稍晚出版的《王朝》（1977），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把文化大革命描写成一场骗局--非要放弃正常的夫妻、父女亲情才能效忠革命，非要忘掉自己的身份与性情变成没有个性的革命机器，才能汇入当时中国的主流。对中国大陆的负面描写与美国境内的排华情绪互相呼应。

　　1972年尼克松访华及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带来中美关系"和好"的时代，史景迁更为精细的历史分期是：1970-1974年，"重新唤醒的好奇"；1974-1979，"天真的迷恋"；1979-1980年代，"卷土重来的怀疑"。此间美国境内的华裔艺术家借助黑人人权运动、反思越战情绪、以及校园反文化运动的势头，开始猛烈抨击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诸种定性化偏见，白人艺术家也开始积极反思和批判"自我／他者"之间主观建构的各种关系。约翰?赫赛七百页的巨著《感召》（The Call, 1985）思考了西方传教士个人善意的思想启蒙与物质援助，在何种程度上会成为殖民侵略与掠夺的帮凶，并鉴别自己的传教行为里究竟渗透多少意识形态的毒素。这部总结了主人公、作家本人乃至美国本身"所有成见与关注"的作品，"选择来观照传教冲动本身--它的帮助、改革、傲慢与控制和可能性"，从而洞察了数十年来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的诸多误识和偏见，为两种文化之间漫长的理解和沟通之路设下一块厚重的里程碑。

　　l、"红祸"系列

　　中美关系的破裂使中国人以及中国共产党成为美国人眼里的赤色恐怖力量，美国电影不惜牵强附会地进行政治宣传。1952上映的《撤离地狱》（Retreat, Hell!）讲述美国军队最后撤离北朝鲜的一个水库，那里被中国军队所占领，成为"人间地狱"。《水深火热》（The Bamboo Prison, 1954）描述一名共产主义者试图在朝鲜或满洲投射原子弹嫁祸美国，一位美籍华人从那名"赤色分子"的阶下囚那里得知情报，舍身阻止了这一阴谋。《北京快车》（Peking Express, 1951）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将药品暗中提供给黑市，背叛自己的政府...... 冷战意识形态的潮涨潮落在好莱坞中国形象的工作坊里几乎立杆见影。

　　伴随着新的"红祸"系列，"黄祸"的化身傅满洲又卷土重来，无情明帝也重新粉墨登场，《中国门》（China Gate, 1957）用毛泽东画像影射红色中国的领导者便是傅满洲的化身，此类影片成为典型的政治幻想故事。

　　2、女性形象：《生死恋》，《苏茜?黄的世界》，《大班》

　　著名华裔影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在美国影坛留下了邪恶的"龙女"、蒙昧无知的婢女、受种族歧视自杀身亡的满洲公主、抗战期间救国救民的新女性等一系列形象，但其表演才华大多湮没于此类定型化的次要角色之中。

　　1955年改编自韩素音自传小说《爱情多美好》（A Many-Splendoured Thing）的影片《生死恋》（Love Is a Many Splendoured Thing）以一混血女性（有中国和比利时血统）为主角，该片荣获三项奥斯卡金像奖。故事讲述女主人公的前夫1949年丧生于中国内战，她热恋的战地记者也魂断朝鲜战场，最后女主人公孤苦无助地走向当年的定情地，并追忆往昔。作为一名异族女性，电影结尾处她的境遇颇富象征涵义：被拒斥于美国男性的怀抱，被拒斥于不无敌意的美国社会，而她作为非我族类、个人主义者、女性、及左翼人士受到排斥与怀疑，这正是美国不堪回首的五十年代，到处弥漫着冷战、麦卡锡主义、反共情绪和朝鲜战争的阴影。

　　《生死恋》里，中比混血儿有机会成为主角，但该角色仍由白人演员扮演。直到《苏茜?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 1960）里，华裔影星关南施（Nancy Kwan）才有机会荣任女主角，这在好莱坞是空前的。该片改编于理查?梅森（Richard Mason）广受好评的小说，风靡一时，影响深远。它讲述的是一位白人艺术家与一位中国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是一部有些程式化的"殖民言情"影片：男主人公在本国名不见经传，漂流香港寻求成功与名望；女主人公误入风尘而不失良善之心，饱受生活折磨，最终被白人英雄救出，获得幸福安宁。尽管浪漫的感情掩饰了殖民者的心态，但片中透露的若隐若现的民族文化优越感，仍旧表明这只是一部成功的跨国跨文化的"救风尘"。

　　基于姆斯?克莱威尔同名小说的电影《大

　　3、《龙年》，《太阳帝国》，《末代皇帝》

　　对于娱乐性商业片所构造的中国形象，当然有观众不去苛求、置疑其意识形态缺陷，甚至抱轻松态度一笑置之。然而，作为全美颇具影响力而且以编导政治问题片著称的重要人物，奥立佛?斯通亲自执导《龙年》（Year of the Dragon, 1985）却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因为他将戴利（Robert Daley）的同名小说改写成这样一个剧本：一个越战退役的白人警官带着好战斗勇、惩恶扬善的姿态，试图铲除纽约唐人街黑势力的暴力故事，他对虽然的确存在但不至于如此罪恶滔天的黑帮夸大其辞，而且将纽约华人黑帮指认为某种普遍存在的"华人性"，于是《龙年》在全美的公映，裹挟着奥立佛?斯通的声威，会消极影响美国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文化认知，该片遭受世界范围内华人的严重抗议，就势在必然了。

　　斯皮尔伯格改编自巴拉德 （J. G. Ballard）同名小说的电影《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 Sun, 1987），在讲述一名英国男孩1941至1945年间在上海的经历时，将上海消减成一个巨大无言的背景。虽然故事完全发生在上海，却没有一个中国人作为重要角色，中国人是以遭受伤害的群体形象出现的，或是被表现为外国人的仆役。这种缺憾在另一部影片《去华捷径》（High Road to China, 1983）中更为明显，在这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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