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的反应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对文学、电影创作的影响。最初的傅满洲小说产生于1913至1917年，此间中国刚刚经过辛亥革命，而后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尚且无暇顾及洋人对中国人形象的丑化。1928年，蒋介石政府一方面制服诸大地方军阀，另一方面又将共产党逼上长征之路，统治相对稳定，而美国的电影又可以在中国国内上映。为了维护中国人在世界民族中的形象，国民党曾派外交人员向美国政府交涉。当1932年米高梅电影公司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傅满洲的面具》公映时，驻华盛顿的中国大使曾提出抗议；与此同时，美国本土的排华倾向有所减弱，中美外交关系走向"慈善的时代"；而赛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于1931年出版后，在美国引起轰动，诸种原因终于暂且使傅满洲系列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根据《大地》改编的积极描写中国和中国人的电影相继问世，这些因素合力促成了美国人心目里中国及中国人形象的转型。尽管美国人也许认为中国官方及大众对傅满洲缺少一点"幽默感"，但这些小说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破坏"并定型化了中国人的形象。有趣的是，在美国电影界，傅满洲曾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傅满洲形象的夭折促使美国人不得不塑造出一位新的"全能"人物来取代他，这颗新星便

　　威廉?吴（William F. Wu）曾经指出，大多数美国作家只是将华人移民描述为牺牲品或歹徒，中国人是作为奴仆、吸食鸦片者、暴力作案者或是被动的劳动者形象显影于美国文学的图谱。即使布勒特?哈特笔下的狡猾型人物如四邑(See Yup)、阿非(Ah Foes, 意思是"啊，敌人")，也都更具群体的共性，而缺少个性特征。傅满洲形象却全然不同，尽管邪恶，他却是一个睿智强大的领袖人物，他可以利用唐人街的秘密帮会，调遣不同于基督教的教派成员、毒香与奇虫怪兽，独自与白人世界抗衡。他成为整个黄祸的"魔"成肉身，并与福尔摩斯、人猿泰山、超人、007等形象一道，成为美国社会家喻户晓的人物。

　　4、《大地》和其它正面描摹

　　三十年代开始，关注中国从而更真实地表现中国的电影脱颖而出。纪录片首当其冲，大型影片《中国发言》（1932）以孙中山的长篇发言作结，旅行见闻片也大量问世，如《东方之鼓》（1932）、《上海》（1932）、《香港大曝光》（1936）、《香港，东方的中心》（1937）、《今日中国》（1938）等等。此外，探究中国文化以及中美关系的故事片也有佳作，例如改编自同名畅销小说的影片《中国灯油》（Oil for the Lamps of China, 1935），其作者是当时与赛珍珠、诺拉?沃恩（Nora Waln）齐名的爱丽丝?霍芭特（Alice T. Hobart）。《中国灯油》描写一位美国石油公司雇员，作为理想主义者，试图用设计出来的省油灯来代替中国原始的蜡烛，结果连逢败绩，主人公最后黯然回到美国不知所终。

　　最重要的影片无疑是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大地》（1937），它展现了对中国主题的全新探讨。赛珍珠的小说原作《大地》在美国畅销的状况是空前的，它连续两年位于美国畅销小说的榜首，随后重印了多次，总销售量达数百万册之多，有三十多种文字的译文。《大地》的风格是中国传统叙事模式与西方《圣经》传统的结合。它在保留写实主义的同时，又因自迢遥的中国带来的异国情调而变得迷人。但《大地》在中国却受到不同层面的批评。最具影响力的是鲁迅先生1933年11月15日《与姚克书》中的话："先生要作小说，我极赞成。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来做，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待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也不足为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另有中国学者认为《大地》描写失真，丑化中国，譬如康永熙在《新共和》上说地主不可能与奴婢通奸；也有蔑视农民从而蔑视农村题材的江亢虎发表《一位中国学者对赛珍珠夫人小说的见解》(《纽约时报》，1933年1月15日)。赛珍珠则以《赛珍珠夫人答中国批评家》为题，在同天的《纽约时报》上反驳后来出任汪伪考试院院长的江氏，尤其是他的农民"可能构成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肯定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言论。赛珍珠后来在自传《我的几个世界》(1954)中谈到："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似乎不能抓住问题的要点。他们应当为自己的普通人民大众骄傲。这些普通人民大众是中国的光荣和力量之所在。......我不禁要问：如果任何国家的大多数人不能代表这个国家，那么谁能代表?......我从成百上千的经验和江教授的文章中又一次明白了这种态度。在对待劳苦大众的残酷态度中我早已看见过这种感情的流露：为了显示高傲而藐视没有文化的农民，完全忽视无产阶级的利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普通人民遭受过像中国人民那样饱受自己国家的军阀和知识分子领袖们的折磨与压迫。"

　　"大地"在赛珍珠笔下具有神奇色彩，它是生活的基本根苗，也是祛除烦恼的灵丹妙药。中国农民顺应天命、固守土地被渲染成一首田园牧歌，远离城市的动荡与暴乱，远离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电影版《大地》在戏剧性地描绘中国农民的家庭生活时，有力地修改了早期好莱坞电影中的定型化中国人形象，不再将中国人表现为奇怪、神秘、阴险、难以理解的人种，而是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相类似，在大地上生存，经受生活的恩赐与考验。《大地》的成功标志着一种新的趋势，即，美国银幕更愿意描述真实的华夏而非幻想的中国，《大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该电影从美国本土走向世界，以严肃题材攫取了好莱坞的关注和想象，这为二战时期对中国的正面刻画奠定了基础。

　　四十年代中期，美国影坛开始出现对中国新的现实主义的表现。1941年的《中国在反击》刻画了中国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反抗，随后两年上演了几部大型纪录片，包括《中国之战》（1942）和《被蹂躏的土地》（1943），另有短小作品如《在战时中国内》（1942）、《中国》（1945）、《中国在行动》（1945）等。

　　与此同时，好莱坞的故事片则刻画二战时期的中美合作关系，此类影片非常关注美国通过缅甸为中国提供物资的过程，如《缅甸护运》（Burma Convoy, 1941）描写一位年轻的美国人驾驶卡车在缅甸公路运送物资，他帮助中国人挫败汉奸的破坏活动。《缅甸路上的美国人》（A Yank on the Burma Road, 1942）刻画一位军事冒险家独自穿过缅、中国界，并率领游击队抗击日军的故事。《中国少女》（1942）也触及此类题材，此外，《飞虎队》（Flying Tigers, 1942）和《上帝是我的副驾驶》（God Is My Co-Pilot, 1945）则描摹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这类题材的电影若干手法陈旧俗套，《上帝是我的副驾驶》）等电影态度较为严肃认真。抗战即将结束时出现的电影主要关注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英勇抵抗，最重要的影片是《中国》（1943），叙述一位情感冷漠的美国人面对日军的暴行，立刻放弃中立态度，积极参加抗日。基于赛珍珠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龙种》（Dragon Seed, 1944）讲述了一个和睦的中国家庭投入战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中国领空》（China Sky, 1945）则表现中国游击队阻止日军侵略时，顽强不屈的战斗故事。

　　5、其他形象

　　当三十年代定型化异邦想象在正负两极间对峙摇摆之际，最著名的中国形象无疑是改编英国作家希尔顿（James Hilton）同名小说的电影《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 1937），它将西藏精心虚构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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