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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期刊（以下简称“学刊”）的质量无疑与其主编、编辑的素质、编辑（更主要的是主编）的知识结构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学刊评化的一个侧重点应该是考察其操作者（主编、编辑）的知识结构、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这些方面所决定的学刊的优劣情况等。我们曾经研究过“综合性社科学刊主编最佳知识结构”这一课题，研究结果认为，综合性社科学刊主编首先应该是学术期刊出版方面的专家，其最佳知识结构“既要具有合适的专业知识，又要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具体地说，综合性社科学刊主编的最佳知识结构，包含这样四层含义：1.一定要在一个专业领域内实现“学者化”；2.一定要有丰富的“社会科学学”知识储存；3.一定要有比较高的“编辑学”理论和实务方面的修养；4.一定要有“领导科学”方面的素质修养。推而广之，综合性社科学刊编辑素质、知识结构也大致如此。相应地，综合性自然科学学刊主编（编辑）应当具有的是“科学学”的修养；而对于专业学术期刊（非综合性学刊）主编来说，除了“社会科学学”（或者“科学学”）之外，其余三方面的知识结构完全适合于他们。只有有了学刊主编、编辑的最佳知识结构，才能有真正优秀的学刊。

    　　　　二

    毋庸讳言，在我国学术期刊界，普遍存在着一种现象，这就是有的学刊主编不去研究“社会科学学”（或者是“科学学”），或者不懂“编辑学”，就是说在这两个方面不具备最佳的知识储备，但是，其主编的学刊照样获得“国家期刊奖”、“双高期刊”、“核心期刊”或者是教育部的“名刊工程”期刊，等等。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认为，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是这些主编不自觉删顷应了“社会科学学”（或者“科学学”）和“编辑学”内在规律的要求。但是，唯物主义地讲，这种情况是不大可能存在的。我们认为，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大多是由其所处优越的学术环境、依靠高水平的自然来稿而导致的。二是因为这类学刊编辑部的优秀自然投稿稿件俯拾即是，在这方面，与其他学刊相比，处在一种“不平等”的竞争状态。诚如著名学者、中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龙协涛先生2002年在其主编的学报获得“双高”期刊和第二届“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第一名这两项大奖后，接受采访之际所坦言的：“北大学报能有今天的成绩，首先因为她背后有北大，有北大深厚的学术资源，有北大校领导和北大学者们的全力支持，还有编辑部同仁的齐心协力。”这是实事求是的。回顾历次评比，经常是这样的状况：“国家期刊奖”等奖励获得者大多是国家级科学研究机构或者是国家的主要高等学校主办的学刊（在此，我们绝对没有否认在这些编辑部里，在编辑学、社会科学学或者科学学等方面的研究上，不乏高水平者）。而稍低一级的奖励，往往是那些由一般综合性大学和各省级社会科学院（科学院）等主办的学刊，依此类推，几乎“概莫能外”。

    还有一种现象，更能说明这一点：就是同一所大学主办的文、理两种学报，它们的获奖情况一般取决于该校文、理比重和力量的对比，以理为主的学校，它的自然科学版学报获奖情况就远超过其社会科学版，相反，以文为主的学校的社会科学版学报获奖情况就远超过其自然科学版。就是说编辑部人员的力量高低不能决定和左右其学校文理比重，不能决定其学报的优劣。加之我国大学学报国家给的定性是“以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成果为主的学术期刊”，它不适宜过多发表校外成果，这就决定了学校层次决定学刊层次、专业层次决定相关学刊层次局面的存在。加之，人们往往习惯地把得意之作投到更高级的科研（教学）单位主办的学刊上去，使这些学刊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局面。所以，目前的“优秀学刊”和非“优秀学刊”往往并非是由办刊人主观因素造成的。我国学刊的评比，其实是在评所登载的论文水平，是在评比主办单位的学术水平，这与评刊的初衷是大相径庭的。我国的新闻出版职能部门的主要职能是管理我国新闻出版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执行情况的，而我国的期刊评比又主要由它们来执行，如果不是主要去考察各学刊的编辑水平，而主要去考察他们的学术水平，难免导致本末倒置。应该说，高等学校的学术水平是由教育部等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去评比的，科学文化水平是由科技部或各省、市、自治区政府代表国家去评比的。所以客观地讲，这些学刊获得的种种荣誉，更主要的是基于其依附单位的高水平，依靠其所载内容（论文）的高水平，而并非靠编辑部成员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即高水平）取得的。它们依附的单位是科学研究方面的“国家队”，其学刊理所当然的就是学刊界的“国家队”。对此，南翔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术刊物分三六九等，并非见诸言之凿凿的红头文件，而是一种依门楣而定的习惯，门当‘等’对的，主要不是质量，而是出身。”我们认为，这个“依”就是依靠，这个“门楣”就是那些代表国家水平的学术单位，这里的“质量”应该指由编辑们的主观能动性所创造出来那种品位，而这里的种种荣誉往往是靠其主办单位的高水平，而非办刊人的主观努力和高水平得来的。如何通过国家对学刊的评比来真正调动编辑者们的积极性就成了问题的焦点。难怪经常听到有人抱怨：“大刊好编，小刊难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这种情况的一种客观反照.　　三

    我们提出这一重要问题，还基于以下三个事实：第一，在2004年8月召开的“首届科技出版发展论坛”上，我国科技专家发出这样深深的疑问和感叹：“中国为何没有《科学》？我国科技期刊处于内外夹击”。到目前为止，我国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没有像美国《科学》，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没有像英国1843年问世的《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那样国际著名的学刊，就是明证。然而，与此同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国际性科技期刊近年来纷纷进军中国，美国的《科学》以及英国的《自然》等大牌学术期刊都加大了在中国的约稿力度。在我国并非没有优秀学者和一流的学术稿件，而是没有世界一流的学刊。

    第二，这个事实更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美国科学情报所(ISI)编制的大型检索系统“科学引文索引”(SCI)根据编辑水准、国际化程度及在学术界的影响等量化指标，每年都对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种期刊进行统计和评估。近日统计的1994-2004年国际学术期刊“引用总数”排行榜出炉。结果显示，以发表生物医学领域论文为主的学术期刊——美国的《生物化学杂志》(Jou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以被引用174万次位居首位，综合类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以133万次排名第二；大名鼎鼎的英国《自然》杂志与美国《科学》杂志则分别以119万次和117万次位居第三、四名；美国物理学会出版的《物理评论快报》与《物理评论》分别以77万次和60万次名列第五与第八；第六名由基础生物医学领域与临床医学领域最负盛名的期刊《细胞》摘得。美国化学学会的《美国化学学会期刊》位居第七名。而与英美等国的期刊相比，中国科技刊物的总体水平还有较大差距。数据显示，我国期刊的年平均被引频次约为300次，而同期世界期刊的指标（平均数）为2000多次。
    第三，有关统计数字表明我国的高水平论文往往流失海外。仅在自然科学方面，1999年《SCI》收录的以我国科技人员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19936篇，而其中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仅占38%，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却占到62%；我国科技工作者1999年被国际颇具影响的三个检索系统《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和《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PT)》收录国际论文共计46188篇，比上年增长32%。按国际论文排序，我国由上年的第九位升至第八位。所有这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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